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為基礎、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化，有別于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具有明顯不同的時空背景、價值目標和實現路徑。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五大特征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既有各國農業現代化的共性特征，也有自身特色，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以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權利分置為基礎的現代化
從全球范圍看，主要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完成的，而我國推進的農業現代化，要在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去實現。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的最重要體現，也是走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礎。從實踐看，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從根本上保證了廣大農民平等享有基本生產資料，不僅適應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適應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具有廣泛適應性和旺盛生命力。當前，我國農業的內涵功能、要素投入結構、外部條件等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需要適應新形勢新階段要求，在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處理好“變”與“不變”的關系，強化農業經營模式創新，進一步豐富雙層經營體制的內涵和實現形式，激發農業發展新活力。
（二）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超小規模經營、超大規模農產品需求的現代化
我國農業人口數量多，人地關系比較緊張。這里，人地關系又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從資源占有量看，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小，人地關系緊張程度要遠高于其他國家。盡管日本、韓國等東亞小農國家的人地關系也普遍緊張，我國卻尤為突出。另一方面，從功能角度看，農村土地不僅是一種生產要素，同時還承擔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關系到鄉村社會穩定，人地關系調整及與其他要素的自由組合配置受到一定約束，進而影響到農業要素配置效率。與此同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像我們一樣需要滿足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超大規模人口引致的超大規模農產品需求，決定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必然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首要任務。由此，要在超小規模經營基礎上有效滿足超大規模農產品需求，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可想而知。
（三）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同步發展的現代化
與主要發達國家通過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的串聯式來推進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現代化，是一個并聯式的伴生發展過程。從歷史看，還不存在一個人口大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同時推進背景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先例，我國農業現代化面臨著極具特色的時空背景。也要看到，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存在依存關系，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也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能夠將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有效同步起來，必將創造全球農業現代化新范例。
（四）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區域資源稟賦高度異質性、實現模式多樣化的現代化
盡管任何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區域資源稟賦差異，但我國不同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差別之大在世界上也少有。我國國土廣袤，地形地勢復雜，不同地區水土資源、氣候資源、物種資源等存在很大差別，農業生產地域特色鮮明，呈現出多層次性。這決定了各地區農業現代化的模式將是多種多樣。同時，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農業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為此，中國式農業現代化不可能齊頭并進，必然是以多元化模式推進的，實現現代化的時間會有先有后、程度上也會有高有低。
（五）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旨向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化，這與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生產力發展單純服從于資本邏輯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大為不同，而后者往往帶來的是貧富分化、小農戶破產甚至消亡。作為一個大國，如果沒有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有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沒有農業現代化，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也是不完整的。因此，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農業現代化，不僅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特色所在，也是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三個動力機制
結合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歷程看，制度供給、技術進步和市場建設等長期發揮著主導作用，構成了驅動農業現代化的主動力因素。
（一） 制度適變性演化：宏觀戰略、農業政策與制度改革的共同作用
在宏觀戰略層面，從重工業優先發展，到改革開放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再到新時期確立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我國城鄉工農關系總體不斷優化，其實質是國家戰略導向下資源要素配置方式和結構的系統性轉變。由此，不僅改善了資源要素長期從農業農村凈流出的局面，同時也提升了城鄉之間經濟循環的暢通性，帶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活力釋放。
在農業政策層面，以全面取消農業稅為標志，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實現由“取”到“予”的根本性轉折，我國農業政策從過去被動式調整轉向主動為農業農村設計政策，以農業補貼為核心的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相繼出臺，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帶來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持續提升，催生出諸多新業態新模式，鄉村產業發展邊界不斷拓展。
在制度改革層面，改革開放初期賦予農民生產決策權和剩余索取權，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強了農業自我積累能力和發展活力。進入21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農村土地制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等重大改革的推進，有效激活了市場、要素和主體，暢通了城鄉要素流動、商品流通，成為農業現代化加快發展的動力源泉。
進入到新發展階段，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順利推進，將更加取決于宏觀戰略導向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農業政策的優化調整和改革的縱深推進依然是重要的制度動能，但城鄉改革的整體性、聯動性、協同性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二）技術創新擴散：農業科技創新與技術大規模推廣應用有效結合
生產工具和耕作方式的改進，推動我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達到相當高的均衡水平；而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農業科學技術的形成和大規模推廣應用，打破了技術滯后的低水平均衡，我國農業告別了“靠天吃飯”“人扛牛拉”的傳統生產方式，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極大飛躍，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業綠色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呈現以下幾個演化態勢：一是適應農業產業鏈延伸拓展，農業科技從“點”上創新向鏈式創新轉變，即從生產環節的技術創新轉向種養加銷、資源環境等全過程全要素全鏈條技術創新耦合，提升了農業附加值；二是農業科技從聚焦“量”增向實現質量和可持續發展轉變。盡管過去高產品種、現代化學投入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技術進步，提高了土地生產率，帶來農業產出的較快增長，但同時也造成耕地質量下降、環境污染加劇等問題，資源高效利用等技術的創新和推廣，促進了重要農產品產量增長、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的統一。三是農業技術創新從糧食領域向大農業拓展。適應食物多元化和多樣化的要求，在強化糧食生產技術創新的同時，農業科技創新逐步向大農業領域拓展，促進了農林牧漁業的協調發展。
未來，科技創新依然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多學科、跨領域、跨部門的農業技術集成創新，科技與勞動力等要素的有效配置，將推動傳統農業加快向現代農業轉型。
（三）漸進式市場化轉型：優化農村市場結構和完善定價機制并行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沒有健全的市場體系和高度的市場化水平，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實踐表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對城市和農村都是如此。市場化建設過去是，將來仍將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關鍵動能。農村是公認最早引入市場機制的領域，農民率先進入市場，市場化一直引領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過去40多年來，我國農業市場化改革走出一條漸進式道路，將傳統農業逐步帶入現代市場經濟軌道。作為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市場體系，從無到有、逐步完善。
相比而言，一些發達國家推進農業現代化時，市場體系已經比較成熟，產品和要素定價機制也相對健全。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是在農村市場體系還不健全、發展不充分的背景下推進的，需要探索在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進一步強化農村市場化建設，加快推動農業向市場化、社會化的大農業轉型。
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幾個挑戰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不同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及其所決定的主要發展任務有明顯不同，而現代化則是在不斷破解社會矛盾中前進的。
（一）多元目標兼容協調的難度上升
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人地關系緊張，供需規模巨大，環境約束不斷趨緊，在這樣的基礎上推進農業現代化，需要兼顧的目標必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包括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穩步增收、維持鄉村穩定、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等等。這些目標既具有統一性，也有矛盾性，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水平下，統一性和矛盾性的表現又有所不同?？陀^來看，實現上述多元目標有效兼容的難度在上升。
（二）農業生產激勵邊際效應趨減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一系列惠農富農政策的實施，重構了農業生產激勵機制，由此帶來農業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然而，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比較效益走低，現有生產激勵機制的作用在減弱。具體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中“分”的激勵作用逐步衰減，農業補貼的邊際效應有所下降。與此同時，農村市場化建設水平不高，要素和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還沒有完全理順，農產品流通尚未充分體現優質優價的市場特征。不論是政策激勵還是市場激勵，持續性都面臨一定挑戰。
（三）城鄉要素資源結構性錯配
通常我們衡量一個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可以采用比較勞動生產率這一指標，即該部門產值比重同在此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比重的比率。據此測算，我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還不高，與其他部門存在較大差距。到2021年，我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2和1.36。農業勞動生產率一直提高不快，造成工農兩部門勞動生產率不能有效“收斂”，很大程度上在于農村要素市場化配置水平還不高，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損失，進而成為城鄉差距難以根本縮小的關鍵原因之一。
（四）農業外部挑戰和沖擊加大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在一個封閉體系中進行。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沖突等交織，全球化紅利逐步消退，全球農產品供應鏈安全運行面臨較大挑戰，加大了我國依靠進口調節國內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余缺的難度。同時，隨著農業生產成本上升，我國農產品參與國際競爭的成本優勢逐步削弱，一些重要農產品出現國際國內價格“倒掛”。如何有效應對國外農產品的沖擊，妥善處理開放發展與產業安全的關系，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面臨的重要挑戰。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五化實現路徑
推進中國式農業現代化，必須立足我國國情農情特點和農業產業特性，以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為首要目標，守穩守牢糧食安全底線，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統”與“分”、開放發展與產業安全等重大關系。
（一） 制度成熟化定型 化：增強制度供給效能，重塑現代農業發展激勵約束機制
不論過去還是將來，制度供給對中國式農業現代化而言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全局性作用。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過程，必然是相關制度成熟化定型化的過程。當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面臨更多深層次復雜問題，對制度供給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高，應從三個方面加快構建起更完備、更穩定、更有效的農業制度和政策體系。其一，加快推進政府與市場關系法治化。其二，強化農業支持政策效能。其三，加強政策手段機制化建設。
（二）要素配置市場化：分類推進農村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暢通城鄉要素流動
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是一項戰略性、全局性、基礎性改革舉措。由于不同要素的屬性和市場化程度存在差異，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應該分類施策。第一，勞動力要素是最活躍、最能動的要素，應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推動城鄉人力資源雙向流動。第二，土地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既拖不得，但也急不得，既要積極進取，也要審慎穩妥。第三，資本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生產要素，要通過財政、金融、引入社會資本等方式，為“三農”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第四，要加快發展技術要素市場，培育農業戰略科技力量，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進種業振興，夯實農業設施裝備條件。
（三）經營形式多樣化：推動多種經營共同發展，加快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未來可以從兩個層面拓展：一方面，著力解決好將現代要素導入小農戶的問題。通過加強利益聯結機制建設，提升小農戶經營能力，促進小規模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另一方面，探索多種經營形式共同發展的路徑。各種經營方式不是孤立的，需要打破共同發展障礙，加快探索共同發展形式。比如，部分地區積極發展農村集體混合所有制經濟，村集體經濟組織以集體資產資源參股農民專業合作社或經營穩健的工商企業，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項目，實現了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的共同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下一步，可以針對多種經營共同發展模式創新，按照試點先行、觀照全局的原則，選擇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試點，條件成熟后再逐步推開。
（四）三次產業融合化：強化農業全產業鏈建設，拓展農業增值增效空間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本質上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政府并非無所作為，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營造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生態：其一，聚焦人、地、錢、技等關鍵環節，構建系統性、常態化政策支持體系，破解用地、融資和人才等痛點。比如，圍繞“用地難”問題，應加快落實單列一定比例建設用地指標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推廣部分地區“點狀供地”經驗等。其二，聚焦降低農村產業融合成本，推進道路、電網、供水、供氣、物流、環保、信息、應急保障等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健全農村產業融合公共服務體系，培育產業融合社會化服務組織，強化規劃、項目信息、融資、土地、建設運營等綜合服務。其三，聚焦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建設。遵循把增值收益、就業崗位盡量留給農民的原則，加大對緊密型利益聯結模式的激勵和補償，強化違約處罰或規制，完善農村信用體系，積極引導構建多種形式的利益聯結機制。
（五）農業發展數字化：強化數字賦能，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組織模式變革
進入數字時代，數字技術對農業的轉型發展無疑將產生重要作用，而事實上已經在農業要素配置、生產組織、產業形態、產品流通等方面顯現出變革性影響。加快推進農業數字化轉型，一方面，要依托數字技術推進農業實體性要素變革。生產力是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者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數字技術的深化應用，只有在促進農業實體要素變革的情況下，才能真正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依托數字技術構建新的農業生產關系。數字時代的生產力需要數字化的生產關系與之匹配。為此，可以結合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入手，利用數字技術來革新農業生產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