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復蘇，經濟增長好于預期，但仍受到一些因素的擾動。突出問題是民營經濟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平臺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并帶動了其他產業。在重塑民營經濟信心、改善預期方面，該有哪些舉措？如何看待和認識平臺經濟的發展？“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
圍繞上述問題，近期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兼首席經濟學家魏加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互聯網與新經濟專業委員會主任祝華新、中國信通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總工程師何霞、畢馬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康勇等在會上充分交流。會議由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劉勇主持。
與會專家表示，中國經濟持續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政府、企業和老百姓齊心合力奮斗的結果。現在尤其需要維持和鞏固良好的政商關系、勞資關系；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公眾利益應相向而行，共渡難關。當務之急是將既定部署與已作承諾盡快付諸行動，以實實在在的改革開放之舉，提振居民和企業的信心，穩定其預期。
從要素驅動逐漸轉向創新驅動
“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伴隨著‘人口紅利’、‘資本紅利’和‘技術紅利’的消失，今后的中國，沒有創新就沒有經濟增長。”魏加寧說道。
魏加寧分析稱，在勞動力要素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在資本要素方面，過去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國內的高儲蓄率，并從國外吸引了大量外資，但不僅儲蓄率在下降，居民負債率還在上升；同時，吸引外資也越來越困難了。在技術要素方面，過去我們一方面引進了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同時也“山寨”了不少技術。但是現在，山寨技術遇到了知識產權保護；而引進技術又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戰”。
從國家戰略層面看，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阿基翁曾經指出，一個國家從發展中國家往發達國家走的時候，技術上一定要從“追趕模仿型”轉向“前沿創新型”，否則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進一步稱，再從微觀層面講，張維迎指出：過去我們主要是依靠“套利型”的企業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套利的地方越來越少，因此，今后只能更多地依靠“創新型”的企業家。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未來中國，沒有創新，就沒有經濟增長。”
“十四五”規劃和中共二十大報告都把創新放在了新發展理念的首要位置。魏加寧提醒，在創新方面我們一定要借鑒國外的經驗教訓。
日本在創新方面有過慘痛的經驗教訓，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借鑒。日本電子信息產業曾經位居前列，但后來被韓國和中國臺灣趕超。
根據日本人自己的反思，首先一個教訓就是“誤讀創新”。錯把創新翻譯成“技術革新”，所以在日本技術至上、唯技術論非常流行。
其次是“誤用優勢”。日本電子信息產業的優勢本來是在制造環節，后來他們想往產業鏈上游的研發設計環節走，但是在研發設計環節日本競爭不過美國，因為美國是多元文化，而日本是單一文化。原來具有“高性能、高品質”優勢的制造業環節又被具有“低成本、短時間、快速生產能力”的韓國和中國臺灣趕超。
第三個失誤是“誤判時代”。工業時代強調的是縱向一體化，而數字化時代強調的是橫向的國際間水平分工。日本人自己認為，現在日本的汽車產業還處于領先地位，是因為汽車產業還處于工業時代，但是電子信息產業之所以衰落，是因為電子信息產業已經進入了數字化時代。反思中國，我們在1950年代“大躍進”的時候，曾經用“農業社會的思維”搞工業化，用群眾運動來“大煉鋼鐵”，結果一地雞毛。同理，我們現在是不是還在用工業時代的思維來搞數字化，“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到數字領域的關鍵詞，對建設數字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何霞認為，目前，中國數字化發展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就，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數字化發展蘊含的潛力會不斷釋放。
她介紹，截至2021年中國三次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第一產業10.1%、第二產業22.8%、第三產業43.1%。“數字時代，本質是互聯互通的時代，只有基礎設施萬物互聯、數據要素高效流通，才能真正實現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的美好愿景。”
紡織、機械等領域已出現一批中小企業服務平臺，推動中小企業產能融入社會化生產體系，并為其提供生存發展的關鍵資源。使更多中小企業越過平均生存周期2.5年的“死亡谷”，通過數字化轉型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面臨重大機遇，但也有不少困難和挑戰。何霞建議，數字經濟作為建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充分滲透至各類市場主體、全產業鏈體系發展。要強調健全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工作機制，加速大中小企業全流程數字化轉型，在農業、工業、金融等重點領域加快與數字技術融合，推進一二三產業全產業鏈數字化發展，有力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
對于數字技術創新，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高度協同的創新體系，凝聚創新合力，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魏加寧指出，進入數字時代，在創新領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首先是研發環節發生了變化：工業時代強調專注式思維，是一種求同的研發方式，所以搞“兩彈一星”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到了數字化時代，需要的是發散式思維，是一種求異的思維。在這方面，美國是多元化的，所以具有明顯優勢。
第二個是生產環節發生了變化：工業時代由于運輸成本的下降，使生產與消費相分離，因此比較重視“垂直一體化”，但是到了數字化時代，由于信息成本的下降，研發與制造相分離，所以更多的是“橫向的水平分工”。
第三個是消費環節發生了變化：在工業時代，大型計算機和大型交換機都需要保質期在20年以上的“高性能、高品質”芯片，在這方面，日本曾經占有優勢。但是，現在耐用消費品變成了快消品，例如大型計算機變成了筆記本電腦（使用期3到5年），固定電話變成了手機（使用期2到3年），于是，韓國和中國臺灣發現，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生產出來的低成本芯片要比日本那些保質期在20年以上的“高性能、高品質、高成本”芯片更具優勢。
第四個是決策環節發生了變化：工業時代強調的是垂直的集中決策，所以科層組織非常發達；但是到了數字時代，則強調是橫向的分布式決策，多元化的研發團隊更能發揮作用。
第五個是企業環節發生了變化，企業間競爭的核心也發生變化：工業時代主要依靠價格競爭，而數字化時代更看重創新競爭。
最后就是企業文化也發生了改變：工業時代強調的是紀律嚴明，整齊劃一，統一工作服。但是到了數字時代，強調是寬松的氛圍，思想自由，暢所欲言，以及個性化的服裝。
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勢頭良好。根據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乘聯會”）統計口徑下的新能源汽車出口數據，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從2017年的17萬輛增加到2022年的112萬輛，占汽車總體出口的份額從19%提升至36%。
在康勇看來，近年來中國制造不斷升級，品質持續提升，價格也逐漸走高，開始向中高端產品細分市場邁進。“中國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不斷提升，對智能化體驗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新能源汽車的智能駕駛、智能網聯等功能，進一步加速了中國新能源汽車智能化浪潮的形成，迎合了歐洲高端市場消費者的需求。”
他也提醒，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時率先布局發達國家市場，有利于企業積累國際化經驗、塑造產品的品牌形象，從而提高產品的全球銷量。同時，發達國家市場由于準入門檻較高，企業也將面臨宏觀環境變化增大、市場準入的不確定性、強大的本地競爭對手、產品定位不清，難以滿足本地化消費者需求等挑戰。
他建議中國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設計切實可行的歐洲新市場進入策略；第二，采取靈活因地制宜的銷售模式并建立當地合作伙伴；第三，實施綠地建設（新建海外投資）及并購并舉的產能布局。
互聯網經濟的迅猛發展，一批平臺企業迅速崛起。在祝華新看來，需要對互聯網企業的角色和作用重新定義。互聯網企業發展和管理得當，不是“割韭菜”，而是科技賦能。不會擠壓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而會造福千行百業。
祝華新認為，要重視互聯網企業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要鼓勵互聯網企業創新技術的有序擴張，以強大的算力算法賦能實體經濟和社會治理。互聯網企業是科技創新發動機，可以向外輸出技術人才。
“發展才是最大的安全，落后是最大的不安全。如果我們擔心因為數字化越多越脆弱，因此要退回去做專網的話，是更大的不安全。推進國產化的應用替代，但這個替代不是完全不用別人的，兼容很重要。”祝華新強調。
法治是營商環境的核心
今年兩會記者會上，李強總理坦言“去年有段時間，社會上有一些不正確的議論，使一些民營企業家內心感到憂慮。”他表示，“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過去沒有變，以后更不會變。
祝華新提到，當前，網上針對企業和企業家，特別是針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各類虛假不實信息時有出現，損害企業品牌形象，侵害企業家合法權益，甚至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導致企業蒙受經濟損失，企業家遭受名譽侵害。“中央對這個問題非常關注，企業界反映很強烈。著力維護企業和企業家的網絡合法權益。”
他進一步分析稱，輿論場上的市場經濟質疑者，分成這樣幾類：一是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利益受損者，如國企改制中的轉崗工人，被平臺企業擠壓了市場空間的個體工商戶等。二是千禧年后享受改革開放紅利的新生代，他們不太了解改革前中國如何缺乏經濟活力，更多地看到分配不公、上升通道壅塞等負面現象，對與市場經濟相關的事物，如996工作制、平臺、外資等充滿憤懣。三是網上一些“大V”以激進和極端的言論，曲解改革開放，自居為市場改革利益受損群體的代言人，用反市場邏輯來解答分配不公等問題。
他直言，社會輿論的關切需要全社會也包括企業界誠懇傾聽，積極回應，維護和改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切實提高民生保障。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和體諒當前市場主體的艱難處境。經濟下行，消費市場萎縮不振，生育率下降、收入分配等多方面條件約束，企業壓力和風險加大。
營商環境是影響企業活動的社會要素、經濟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的總和，其中也包括輿論環境。祝華新建議，優化營商環境，既需要在政府賦能和監管經濟運行的程序上消除企業辦事的痛點難點，也需要在社會觀念、精神文化層面緩解企業家的后顧之憂，讓企業家安心放心。
魏加寧則建議要從企業和企業家的需求入手去改善營商環境，并主張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法治建設為中心”。一旦法治環境搞好了，企業的產權有了保障，不需要“招商引資”，也不需要“優惠政策”，國內外投資者就會不請自來。
魏加寧強調，“在數字化時代，必須營造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大環境和單位小環境”。我們現在老說技術上“被卡脖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常常被“卡脖子”。“創新的前提是要有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
要想技術創新首先需要制度創新，要想制度創新首先需要理論創新，要想理論創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沒有信息流通，就不可能有思想解放，沒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創新增長。過去40年我們有一個基本經驗就是：每當我們遇到經濟危機、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都是先有一個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