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起，“制度型開放”提出已有三年多時間。其間，RCEP達成協議并在各國相繼生效，中國申請加入CPTPP，中國的對外開放思路與格局，正在發生一些重大變化。

這一變化的要義，是從以前以商品和要素的流動為核心，轉向以規則的對標、修訂與互鑒、推廣、兼容、銜接為核心。前者偏重“形而下”，后者則偏重“形而上”，并與國內某些領域的改革互為因果，是一次對開放的升級重塑。為此，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了中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葉輔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制度型差異已成為重要制約因素

中新社記者：中國開放的進化歷程，怎樣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到如今的制度型開放？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葉輔靖：背后的邏輯有兩個：一是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協調推進，不能長期單兵突進；二是時代變了，發展條件和需求變了，側重點也要有所改變。

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就是出口進口、資本及其他要素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開放，看重的是商品要素本身，開放的物質方面。

制度型開放則聚焦規則與制度層面，簡單說，就是主動對標和對接國際先進的經貿規則，在清理國內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基礎上，進一步形成與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實際上是雙向接軌，既繼續向國際先進高標準規則靠攏，也把我們自己的領先規則向國際推廣，接受檢驗，變成國際規則。

從改革伊始，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就一直伴隨著制度型開放。大的方面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小的方面有關稅、外貿經營權、利用外資、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與國際接軌。

“入世”前后，我們加快了制度型開放的步伐。例如，涉外經濟法制化建設方面，在非歧視原則、自由貿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下，中國集中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制度，建立健全了貿易促進、貿易救濟、利用外資等涉外經濟法律體系；進一步降低關稅、削減非關稅措施方面，根據承諾，中國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對424個稅號產品的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稅措施，僅保留了依據國際公約以及在世貿組織規則下為保證生命安全、保護環境實施進口管制產品的許可證管理；外資準入方面，在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構建更加開放、便利、公平的投資環境。

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并非意味著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不再重要，只是強調開放模式和方略的轉變和調整。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仍然是中國開放的立足點和基本歸宿，仍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和基礎；制度型開放仍服務于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型升級。不能為制度型開放而制度型開放。

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是“形而下”，與當時的發展需要相適應。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國力增強，過去資金短缺等制約因素已經消除或大大緩解；二、商品要素跨國境雙向流動已成常態，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商品和要素型開放與制度型開放的不協調不匹配問題日益突出；四、制度性差異成為商品要素型開放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正常的經貿往來常受規則制度差異的困擾，特別是邊境后制度規則差異的困擾，引發的經貿摩擦、沖突和貿易戰此伏彼起；五、國際新產業新業態新貿易投資范式不斷興起，而相應經貿規則存在真空地帶和碎片化趨勢，亟需中國積極介入，搶占制高點，充當新規則的創始者、貢獻者、協調者、引領者。

開放與改革的互動更加復雜

中新社記者：制度型開放與國內改革有何互動關系？與商品和要素型開放階段相比有哪些不同？

葉輔靖：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們的一條重要經驗。

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問題，其本身就是改革的深水區，是改革難啃的“硬骨頭”。制度型開放最主要的是國有企業規則、產業政策和補貼規則、數字貿易規則、勞工規則、競爭中性規則、知識產權、市場經濟導向等規則。在這些方面，中國相應的現行規則與所謂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差異較大，有的涉及制度紅線或底線，有的是趕超發達經濟體的重要抓手，有的事關國家安全，改革難度很大。

比如補貼規則，中國與國際規則發展趨勢有巨大差異，主要是專項補貼上，表現在：一是不斷擴大禁止補貼的主體；二是拓展禁止補貼的領域，由貨物貿易相關的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領域；三是擴大受禁的補貼方式，國有企業間的擔保也在禁止之列；四是提高補貼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義務。

可以看出，制度型開放與改革的互動關系，跟商品和要素型開放時期不同，一是制度型開放本身就是改革，是合而為一的；二是二者互動更艱巨更復雜；三是對要素流動型開放和對發展的促進作用充滿不確定性，取決于這種改革所采取的路徑和由此引起的社會震蕩。

“制度型開放”要注意策略

中新社記者：接下來，要推動制度型開放，主要要解決哪些問題？

葉輔靖：一、要分類施策，在跟跑、并跑、領跑和混沌的新興領域采取不同的方針和策略：在跟跑領域，主要是認真學習，謙虛借鑒；在并跑領域，結合自己的水土，取長補短；在領跑領域，以我為主將中國規則上升為國際通行規則；在新興領域，要積極介入，搶占先機，占領制高點，增強話語權和引領力。

二、繼續堅定捍衛全球化的積極成果，督促發達國家逆轉“五個背離”趨勢。中國對外開放能否順利進行，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全球化大勢是否繼續滾滾向前，取決于外部環境是否有利。當前發達國家“五個背離”趨勢日益嚴重，即，背離傳統的務實態度和做法，在經貿關系中過度嵌入價值觀、意識形態因素，政治、國家安全泛化極化；背離自身優勢和自由競爭信條，搞“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背離結構改革的既定路線，淡化自我革新、自省、自己發展障礙的清除，強化對別人發展的限制；背離非歧視原則，公然在內部市場上為中資企業量身定做歧視性規定；背離在中國內政問題上的謹言慎行傳統，日益對與雙邊關系沒有直接關系的中國經濟內政問題說三道四，并作負面解讀。

三、在國際經貿規則對接上“以我為主”，要注意策略。在主要是自己單方面的事情上，開放什么、開放到什么程度、開放節奏、開放先后順序，要根據國情和自己的發展需求，自主把握。但在涉及雙邊或多邊利益的共同游戲規則上，是要大家共同接受的，要體現各方的訴求，注意利益平衡。

四、進一步積極順應國際經貿規則變革大趨勢。現階段還應繼續對標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因其本身具有先進性、科學性、合理性、適用性，且經歷了實踐的長期檢驗，已成為國際通行規則。此外，這是我們施加影響、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徑。

五、正確對待制度型開放的幾大核心議題，如國企議題、補貼和產業政策議題、勞工規則議題、數字貿易議題等，掌握好開放與安全的平衡、高標準規則和務實漸進的平衡。其實中歐投資協定和申請加入CPTPP都為我們處理這些敏感問題提供了很好的路徑指引和方向標識。

六、要進一步辯證而精準地看待對外開放中的安全問題，把市場準入與內容監管做適當的區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