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中先生是新中國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刑事訴訟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光大中華
1930年，在浙江省永嘉縣白泉村陳氏家族，一個小生命降生了，取名光中，有“光大中華”之意。
陳先生年少時天資聰慧，學習成績常名列前茅。上小學時，白天就讀于課堂，晚上則由堂伯父（清朝秀才）教讀古文、古詩，到小學畢業時，不少古文古詩朗朗成誦，《四書》也已熟記在胸。1942年春，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白泉小學。1945年春初中畢業時，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永嘉縣立中學。1946年春，轉學到聞名全國的省立溫州中學。在少年時代，他性格開朗，愛好廣泛。時值抗戰時期，他身處窮鄉僻壤，除學習外，業余時間喜歡閱讀《水滸傳》、《西游記》等古典小說，也喜歡下象棋、游泳、打乒乓球和拉胡琴。從高中開始，他更加努力學習，還不斷寫一些小文章。高中二年級時，他寫了一篇《讀古詩詞雜感》投寄給當地的日報，居然得以發表。1948年夏，陳先生以獎學金名額考取了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法律系。解放后的1950年夏，他通過考試轉學到北京大學法律系，1952年夏畢業。他在北大學習雖只有短暫的兩年，但此時的北大，追求民主、科學的氣氛濃厚，愛國主義的傳統和勤奮治學、自由探討的學術氣氛，深深地感染著他，這種影響伴隨他的一生。
北大畢業時，當時任法律系系主任、著名的國際私法專家費青教授找他談話，希望他留在系里當助教。當時優秀學生才能留校，留校是一種榮譽，他愉快地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隨后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以及輔仁大學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會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學院。著名法學家、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教授擔任北京政法學院首任院長。他隨同北大法律系的全體師生告別北大，來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參加了學院的創建工作。
在北京政法學院，從1954年開始，陳先生根據組織決定，擔任刑事訴訟法學的教學工作。從此與刑事訴訟法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幾年，經過勤奮努力，他在業務上開始嶄露頭角，已在《政法研究》（當時政法界惟一的國家級刊物）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參與編寫司法部組織的第一本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教學大綱，并于1956年被評為講師。
正當年青才俊的他想大展宏圖，報效國家，為新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刑事訴訟法學學科建設作出奉獻時，1957年夏整風反右運動開始了，北京政法學院一大批教授、老師和干部被錯劃為右派，一時間落英滿地，被人腳踏足踐。陳先生也被錯誤定性為犯嚴重右傾錯誤而受到批判和開除團籍處分。接著被下放勞動、調離政治性強的法律業務教研室，他只能去教中國法制史和中國通史。幸好他古文功底扎實，又愛好歷史，倒也自得其所。即便在這時，他也甘冒被指責走“白專”道路的風險，寫了一篇中國刑法沿革的文章在《政法研究》上發表。
1966年5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使法制蕩然無存，知識分子更是落花流水，斯文掃地，日子很不好過。陳先生先是作為漏網右派被審查批判，后下放到安徽灘溪縣五七干校勞動。由于北京政法學院被撤消，全體教師或自找出路或在安徽就地分配，他調往廣西大學主講近代史和中國哲學史。他講課很受學生歡迎，被評為全校優秀教師。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在大學里有安身之處，已屬幸事；但那時畢竟世事多舛，壯志難酬，他的心境不免戚戚難安。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以后，國家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成為時代的強音，人民的心愿。此時，陳先生正值壯年。他精神振奮，意氣奮發，以滿腔的熱情、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偉大事業之中。陳先生曾經敘寫他這個階段的心情和機遇：“我也開始了人生道路上嶄新的歷程，這時期，我心情舒暢、精神煥發，夜以繼日地工作，恨不得把前二十年磋砣的歲月都彌補回來。我個人的才能和學識積累也得到了充分發揮，從而使我在事業成就上登上了巔峰。”
1978年在國家恢復職稱評定之初，陳先生被廣西大學評為全省第一批副教授，同年調回北京，先任職于直屬教育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任刑法室主任。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在北京政法學院基礎上成立，是年秋，他又被調回中國政法大學任研究生院副院長，并隨后被評為教授。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他成為全國第一位訴訟法學博士生導師。1991年獲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政府特殊津貼的殊榮。1988年任中國政法大學常務副校長，1993年任校長。在擔任校領導期間，陳先生扎實工作，平易近人，有“布衣校長”之稱，在學校人才引進、昌平新校區建設、提升學校海外知名度等方面作出了較大的貢獻。1994年卸職后，繼續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訴訟法學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2002年被中國政法大學聘為“終身教授”，在聘任文件中稱他為“學術大師”。1995年，他創立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為刑事法律和訴訟法律學科增設科研平臺，進行項目研究，并作為開展中外刑事法學合作和交流的基地。
陳先生曾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法學評議組成員；中國法學會第三屆、第四屆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現社會兼職主要有：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法學評議組副組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法學組召集人，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委員會委員。
情系立法
為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進程，陳先生可謂鞠躬盡瘁、功績卓著。頒布于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1993年立法部門開始準備修改，陳先生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委托，負責組織成立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小組，提出修改草案。他主持下的研究小組在廣泛進行國內調研、國外考察的基礎上，殫精竭慮，數易其稿，擬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送交人大法工委，并于1995年，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一書。據統計，該修改建議稿中約65%的建議為1996年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所采納，舉其要者有：改善被追訴者地位，制定含有無罪推定精神的“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原則；取消“人犯”稱謂，改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加強辯護權保障，允許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縮小檢察院自偵案件的范圍；取消收容審查，改革刑事強制措施；把一審開庭前的實體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在開庭審理程序上適當吸收當事人主義；增設簡易程序，提高辦案效率；確立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規則；死刑采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式執行等。刑事訴訟法加強人權保障的成功修改，得到了國際法學界的普遍贊賞，國際刑法協會副主席、法國著名刑事法學家戴爾馬斯教授見到陳先生時曾當面稱贊道：“你們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進步很大。”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一書的重大學術價值和對立法修改的積極作用，該書曾榮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法學一等獎。陳先生還應邀接受了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欄目的專題采訪，成為該欄目報道的第一位法學家。進入新世紀，陳先生又敏銳地認識到，刑事證據法律制度不能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亟需加以改革完善，于是由他主持的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組織部分國內知名的本學科專家進行專門研究，草擬出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證據法典>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此擬制稿對我國現行刑事證據立法之不足及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提出中肯的立法建議，以促進我國刑事證據法律制度的完善。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2003年10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將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為配合實現此次立法規劃，陳先生不顧年逾古稀主動請纓，成立了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組，再次組織了國內20多位專家學者，馬不停蹄地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研究和探討。歷時四載，在國內調研、試點工作以及國外考察的基礎上，最終完成了一本分量很重的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該書一經出版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引起立法、司法部門和法學界的高度重視。
陳先生不僅情系我國刑訴法的修改，而且對我國憲法以及其他部門法的立法或修改也十分關心并積極參與。1999年3月通過的對憲法的重要修改 （如增加規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事先由全國人大主要領導人主持召開法學家征求意見座談會，陳先生是參與座談會的少數法學教授之一。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所著《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中寫道：“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認為要寫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陳先生還是司法部《律師法》修改專家顧問小組成員，多次參與《律師法》修改的座談會和研討會。2007年10月28日通過的新《律師法》在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方面有創新性的突破和發展，其中有的條款就吸收了他的觀點和意見。早在1986年，陳先生就撰文力倡我國應當借鑒外國的經驗，建立刑事賠償制度，成為我國最早提出制定國家賠償法的學者之一，為我國1994年國家賠償法的誕生起了促進作用。前不久，陳先生得悉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即將啟動，即帶領博士生撰寫文章系統地提出了改革刑事賠償制度的建議，發表在權威刊物——《中國社會科學》上，供立法部門參考。陳先生還十分關心司法解釋工作，盡量參加這方面的會議。2003年春中央政法委通知他參加一個有關刑事申訴和再審的司法解釋專家座談會，正值先生頸椎發炎，臥榻不起，乃找博士生代書意見交上。事后中央政法委一位領導派人來慰問先生，告知其所提意見中肯實際，與會者一致贊同，并對先生對工作高度負責之精神表示敬佩。心系國家立法是陳先生“學以致用”治學方針的集中表現。他始終認為法學這門學科的應用性很強，應當通過基礎理論和實務的研究，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立法和司法，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
學科泰斗
陳先生在談到治學經驗時曾說：“一個人在事業上要有所成就，特別在治學的道路上成為一個大學問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天賦、勤奮加機遇。但是，天賦不由個人決定，機遇變數很大，只有勤奮完全取決于自己。”對于法學研究，陳先生畢生孜孜以求，筆耕不倦，只爭朝夕。正因為如此，50多年來，除政治運動干擾期間外，他一直活躍在法學教學與科研的第一線。至今，陳先生仍然習慣于在夜深人靜時坐在書桌前讀書和著述，那情景，恰如米爾頓所言：“一燈熒然，獨坐靜思，探索新的觀念和意境。”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他出版專著、教材近50部（含主編、合著），發表論文150多篇，其研究成果在理論界和實務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新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學創建和發展的歷程中，無不凝聚著他的心血與智慧，在刑事訴訟法學界起了領軍的作用。如上世紀80年代他出版的合著《刑事證據理論》、《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均是內地此類專著的第一本。他主編的教材《刑事訴訟法學》一直在同類教材中發行量居于首位，為全國法學類高校或院系普遍使用。從90年代中期他致力于研究如何修改、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并結合修法使自己的理念不斷創新和發展。最近，為了推進中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他又從基礎理論上深入探索中國司法制度的特色和基本規律。
陳先生傳道解惑、辛勤育英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他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先后教過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干部專修班，師資進修班等。他淵博的知識，精到的見解，豐富的教學經驗使無數人受益匪淺。陳先生從1979年開始擔任碩士生導師，1986年成為全國第一位訴訟法學博士生導師，由他創立和主持的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博士點是全國最早的訴訟法學博士點，在其后的十年時間里也是全國唯一的訴訟法學博士點。在講課和個別指導中，他倡導“業精于勤”、“博而后精”等治學箴言，還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勇于創新的精神。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他常引用“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訓，勉勵同學不斷開拓創新。迄今為止，他直接指導的博士研究生、論文博士生和博士后已達65人，其中有的已成為教授、知名中青年學者，有的已成為政法部門的重要骨干，有的活躍于國內外律師界，誠可謂桃李滿天下，學子成棟梁。在先生的嚴格要求和認真指導下，陳氏門生的博士論文總體質量比較高，并率先開展了對訴訟法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產生了一批很有分量的學術專著，促進和豐富了訴訟法學的理論研究。他指導的王萬華博士學位論文《行政程序法研究》還于2001年榮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為了激勵本學科學生勤奮學習、認真鉆研，陳先生在其學生、親友和有關單位的支持下，于2002年成立“陳光中訴訟法學獎學金基金會”，面向全國，兩年一次評選學業優秀的碩士生、博士生予以獎勵。此舉表達了他對訴訟法學年青學子成長的一片關心之情。
陳先生長期卓有成效地領導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的工作，引領和促進我國訴訟法學研究的繁榮。1984年，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一屆訴訟法學年會上，陳先生當選為研究會的總干事（從第四屆起改稱會長）。作為學會領頭人的陳先生在一年一度的訴訟法學年會上，總要強調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百家爭鳴。他還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將年會論文出版，以弘揚學術，擴大影響。自1994年始，在陳先生的積極倡議和親自主持下，訴訟法學研究會還每兩年評選一次青年優秀科研成果并對優勝者予以獎勵。在他的帶領下，訴訟法學研究會在團結、民主的氛圍中為我國訴訟法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使訴訟法學學科蓬勃發展，學術隊伍不斷壯大，學術新人不斷涌現，有力促進了我國訴訟法學研究的日趨繁榮。在擔任訴訟法研究會會長期間，為了提攜后進，鍛煉新人，陳先生曾兩次向中國法學會提出請辭會長職務，皆因工作需要辭職未果，他持續連任會長達22年之久，為訴訟法學的發展作出特殊貢獻。2006年9月，經中國法學會批準，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改制分別成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和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陳先生仍被聘任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繼續支持和關心研究會的工作。
從80年代初，陳先生就十分重視與海外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并身體力行，曾到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多個國家講學、考察和參加國際會議30余次。他主持的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與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國際中心、德國馬普刑法研究所、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和英國華威大學法學院建立了合作關系，先后在國內舉辦過9次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多個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的幾十位教授學者或實務專家與會，對于促進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完善，對于更新訴訟理念、加快改革步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陳先生撰寫的文章有10多篇在外國或港澳臺刊物上發表，如1995年在法國《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雜志上發表的《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展望》在歐洲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此外，陳先生先后組織翻譯出版了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英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韓國等兩大法系代表性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典和證據法，為我國立法司法部門和理論界了解外國刑事訴訟法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海峽兩岸久隔絕，血濃情暖冰待融。1992年10月，應臺灣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的邀請，陳先生以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身份率領由大陸著名法學家組成的代表團共11人赴臺北參加海峽兩岸法學學術交流會，這是大陸法學家首次訪臺的“破冰之旅”，在寶島臺灣引起了轟動性的反響，當地電視臺和報紙每天都有大量報道。次年，陳先生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大型的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章孝慈校長率60余人的臺灣法學家代表團與會。這兩次會議有力地促進了海峽兩岸法學界的交流。陳先生還經常在香港、澳門作學術演講和講課，宣傳內地的刑事司法制度。由于陳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在國際法學界的廣泛影響。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中心主任葛維寶教授曾贊揚他是一位有廣泛國際影響的“世界級中國法學家”，國內同行和光明日報等媒體則譽稱他為“刑事訴訟法學泰斗”。
陳先生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形成了獨具風格的系統的學術思想和理論體系，主張既要與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相銜接，吸收海外立法和法治理論的優秀成果，又要結合中國國情，自主創新，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其學術思想概要如下：
在刑事訴訟理念上，他反對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觀念，堅持平衡的訴訟觀，即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并重、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公正優先兼顧效率。他認為，只有在立法、司法上堅持上述觀念，才能保證我國刑事司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為了保證實現程序公正，應當建立程序制裁機制。在司法和司法獨立的基本理念上，他認為，“中國式”司法不限于審判，是國家一種訴訟職能活動，即國家行使司法權的活動。中國的司法機關應為法院、檢察院。司法獨立從法院來說，主要是法官獨立，要改革審判委員會并最終予以取消。要通過人事、財政保障制度改革，使法院、檢察院脫離地方保護主義的羈絆。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上，他主張增設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和解原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比例原則、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原則。在刑事訴訟構造上，他認為，刑事訴訟中應當包括兩個三角型結構：在審判階段，應當有控辯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結構；審前程序中在決定是否批捕和是否起訴時，應形成以檢察機關居中、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為“爭議”雙方的小三角訴訟結構。在辯護制度上，他主張應當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解決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實際問題，強化法律援助，從而實現控辯平等。在證據制度方面，他認為應以科學的認識論和價值論為理論基礎，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證據制度。主張確立證據裁判原則，并把證據裁判與以事實為根據結合起來。他指出，刑訊逼供是程序上的最大不公，是造成冤獄的主要成因，應堅決予以杜絕，并主張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張保證重要證人出庭，確立證人拒絕作證制度。在證明標準上，他認為，現行刑訴法規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基本上是科學的、符合國情并行之有效的，但有待結合實際加以正確解釋和完善。他主張建立層次性的證明標準體系，對認定有罪的證明，在主要事實上必須堅持唯一性結論，同時應增加推定的規定，降低程序違法的證明標準。他主張鑒定機構和看守所管理中立化，以加強程序公正的保障。在偵查程序上，應加強對偵查權的監督與制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在審查起訴程序上，他認為應當增設附條件不起訴，改革酌定不起訴，擴大檢察院的自由裁量權。在刑事第一審程序問題上，他認為既要借鑒和吸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又要保留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優點。在刑事二審程序審理方式上，他主張應擴大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保證死刑案件一律開庭。在死刑和死刑復核程序上，他認為我國當前應當保留死刑，嚴格限制死刑，為今后廢除死刑創造條件。他堅決支持死刑核準權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時認為應對死刑復核程序進行適度訴訟化改造：將來條件成熟，可考慮將死刑復核程序改為三審程序。在再審程序上，他認為現代化的再審程序必須把既判力理念、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規則、程序安定性與糾正錯判結合起來，區別有利于被判決人和不利于被判決人兩種情況做不同處理，對冤案要無條件平反，還無辜者以清白。
在聯合國司法準則問題上，陳先生高屋建瓴率先認識到了該問題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國內居于先驅者地位，迄今為止已經連續出版了五部著作。1998年，陳先生主編的《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與中國刑事法制》一書出版，這是國內最早專門探討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及其在中國實施問題的專著。該專著出版后不久，我國政府即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他認為，聯合國人權準則是人類社會維護人權的共同要求，是從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中概括出來的準則，我們應當予以尊重。他主張國際法優先原則，對于我國已經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應當認真、嚴格地予以遵守。2002年陳先生主持起草了《關于我國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書》，建議：通過立法修改和司法改革，盡量消除國內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矛盾，在批準該公約時對條款的保留盡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他希望通過該建議書的出臺促進我國早日批準和實施該公約，促使我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改善，促進我國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
在學術研究上，陳先生崇尚科學，探索規律，追求真理，與時俱進，并注意保持作為一位學者的獨立學術品格。他所持的理念和改革主張因其求真務實，一直受到立法、政法實務部門的重視。他還認為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學術上的不同觀點和學派不僅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是可喜的兆頭。因而，他極力倡導在法學界展開“百家爭鳴”。他在一篇法學雜感中指出，爭鳴促使發現真理，爭鳴促使理論創新，“學貴爭鳴，學貴包容”，這體現了先生“有容乃大”的大師風范。
彈指數十載，那位曾經在白泉村里長大的開朗勤勉少年，如今已經卓然成為學術大家。在他七十歲壽辰時出版的《陳光中法學文集》的序言中，他表達了這樣的期望：“‘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雖非‘烈士’，但暮年壯志還是有一點，如蒼天保佑，假以時日，我愿在80歲時再出一本文集，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再做一點貢獻。”
祝愿陳先生健康長壽，我們國家的法治建設需要這樣的法學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