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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改革開放160年”？道理是“改革開放”在中國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從《南京條約》逼中國開放算的話，差不多是166年；如果考慮實際效果，《南京條約》以后，差不多過了10年才開放通商口岸，這樣嚴格說來可能是155年。想了一下，還是取個中間數，就說改革開放160年吧。怎樣理解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以及過去160多年，自從鴉片戰爭以后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為什么過去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效果最為顯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有沒有什么共性？
不管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還是1911年成立中華民國，從最初的三權分立到最近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來說，基本上就是兩個主題：改革、開放。如果按照模式來看的話，洋務運動時應該是漸進式改革；清政府垮臺，中華民國成立，首先是從政治改革開始，然后才是經濟改革，所以民國時期的改革開放更像“休克療法”；最近30年又是漸進式改革，跟晚清類似。所以，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理解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改革開放，但本質核心內容卻非常雷同。剛才錢穎一教授給大家看過中國人均GDP的兩千年變遷圖，只不過他只給大家看到中國的情況（下方曲線），而沒有把世界人均GDP的變遷（上方曲線）放到一起。大家看看下面的圖，如果把中國和世界放在一起看，我們看到的情況會完全不同：如果只看中國的情況，的確，近幾十年的奇跡很大。因為1950年前或說1978年前的近兩千年，中國的人均GDP沒有太多變化，而自1978年后增長了兩倍多。這種只把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作比較的結果，當然會對我們近些年的經歷感到很驚訝，所以就有奇跡的結論得出。如果把中國過去兩千年的情況放到世界人均GDP的大范圍內起來看，這個圖給我們的印象會大不一樣，而且這樣讓我們更能搞清楚中國這些年的增長經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從哪里來的。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人均GDP從1870年、1880年左右開始騰飛。從那時到1973年（中國最近這次改革開放的前夕），世界人均GDP增長了三倍多。特別是從二戰結束時的1950年到1973年，世界人均GDP總共翻了一倍多。這些都是發生在中國最近30年的騰飛之前的事情。我為什么要指出這一點呢？這很重要。因為從晚清到文革結束的這100多年中，盡管中國在那些內戰和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消耗著資源和人力，但世界在工業技術、通信運輸技術和全球貿易秩序方面在快速發展。這樣到了1978年，等到中國醒悟過來也要發展經濟時，世界已經為中國積累了一次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即是“后發優勢”。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意義在于讓中國終于能夠走上軌道，并能利用這種來自西方世界的機遇快速發展。這就是中國“奇跡”的大背景。沒有這種世界大背景，就不可能有中國的“奇跡”。有了之前的世界奇跡，才有之后的中國奇跡。對于不搞經濟的人來說，人均GDP1000、2000、3000這些太抽象。我就想，怎么樣說清過去30年、過去16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呢？怎么綜合自鴉片戰爭以后所進行的一系列現代化舉措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以此來說明改革開放確實從本質上、從積極的一面改變了中國？我想可以從下面幾方面來理解。第一個就從財富創造能力變遷的角度來理解。要了解財富創造能力，可以把無錫尚德公司一年的收入與乾隆盛世時朝廷的國家財政收入作一個比較，看到底誰多？拿民營企業跟朝廷比較，并不是說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權力超過了原來皇帝的權力，而是為了分析財富創造能力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乾隆中期1766年時，朝廷一年的稅收是4937萬兩銀子，按照今天銀子的價格，相當于114億美元。可以看出，當時乾隆皇帝一年可支配的錢，實際上還沒有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可以控制得那么多。1848年道光朝廷收入更少，有3794萬兩，相當于8.7億美元。1900年時，朝廷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9000萬兩銀子，相當于今天的21億美元。盡管施正榮不是當官的，家庭背景也非常普通，但是即使這么一個普通的企業家，他所能夠控制的資源、財富和能夠享受到的生活方式和選擇空間，從相當程度上來說，比道光皇帝和乾隆皇帝都要超出很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確確實實，鴉片戰爭后的一系列改革開放至少使財富創造能力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普通人的收入情況變化如何呢？根據倫敦經濟學院馬德賓教授及其他學者所搜集的數據可以算出：1769年一個普通的北京工人大概每天可以賺77個銅錢。根據當時的米價來算，工作一天可以賺5斤米；1973年，也就是文革高潮時期，一個普通的北京工人天的工資收入可能是1塊錢，按照當時的米價估算，相當于一天可以賺3斤到4斤左右的大米；今天，按照工作一天可以拿50塊錢，根據現在的米價，差不多相當于32斤大米。今天比乾隆中期翻了差不多6倍。如果根據肉價來算，增長率沒那么高，1769年一天差不多可以賺3斤肉，現在一天差不多是9斤到10斤肉。下圖是北京工人每天收入的變化曲線，看工作一天的收入能換成多少斤米、多少斤肉，這反映了勞動生產力增長的情況。不管是用貨幣收入、銀錢收入還是實物收入來計算都可以看出，過去160多年，中國社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但是，為什么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革開放中，30年前的這次改革會尤其成功呢？從19世紀后半期以后，全球范圍內的兩大趨勢給中國帶來一次極大的機會。第一就是工業技術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標準化，誰都可以做、在哪里都能做。如果大家有興趣，你們去追蹤一下世界機械紡織業中心的轉移軌跡，最初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是在英國，后來于19世紀中葉轉移到北美，再后來于20世紀初轉移到日本，然后于1960年1970年又到東南亞，最后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轉移到中國。從紡織業中心在世界大范圍轉移的路徑就可以看出，工業化技術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能跨國移植，走到哪里，那里的經濟就飛速增長。另外就是世界秩序和市場制度的演變。我以前喜歡說，當年18、19世紀英國的跨國公司差不多都要有自己的軍隊。那時東印度公司的海軍和陸軍加在一起比英國皇家海軍和陸軍還要大，因為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武力炮艦來維系的。今天美國和中國的跨國公司不要自己的軍隊，但是都要有己的律師，今天的世界秩序和各國的產權制度與市場制度都以規則為基礎，不再以野蠻暴力為基礎。這就是為什么在今天以規則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之下，在1978年，鄧小平一決定了開放，馬上就有這么多外資進來，同時中國企業也可以把這么多的商品運出去，立即就能做貿易。但是，在19世紀，特別是19世紀后半期和20世紀初，晚清搞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沒有這么幸運。因為那個時候晚清要做外貿，要讓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話，首先有一個前提，就是清政府必須先建立非常強的海軍，這樣才可以保護中國在海外的貿易利益和投資利益，否則就難以走出去。那時的國際貿易阻力，成本是多么高呀，中國人口再多也不可能成為世界工廠。今天的中國不需要付出這些成本，一開放就能做貿易、走出去了。我們以前講生產力的核心推動因素是科技進步，的確，科技進步的效果是強化了財富創造力的“深度”，這體現在單位時間所能生產的東西上。比如，原來手工做襯衣，可能要一天多的時間才做一件。但是，現在通過機械化生產，加上流水線式的勞動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個制衣工人一天能制50件以上。原來南方的糧食、蔬菜生產一年只種兩季，現在有了溫室技術，同一畝地一年甚至可以種20季蔬菜。雞蛋、肉類的生產速度也因機械化和現代技術而大大加快。科學技術對生產能力、財富能力的推動力是以往談得多的話題，這方面發展的起始點一般認為在1780年左右，工業革命先在英國開始。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至少有兩個其他的維度對財富創造能力、對生產力也有決定性作用，這是以前不太有認識的。一個是“廣度”，另一個是“長度”。財富能力在“廣度”上的拓展，來自于市場“廣度”的拓展。一方面是市場地理范圍跨地區、跨國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費品、工業品種類與空間的擴大。市場地理范圍的拓展為什么能提升財富創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鎮，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質量襯衣在當地賣，可能只能賣20元。但是同樣的襯衣在美國賣，可能要80美元，近600元人民幣。這種差價意味著商機。當中國襯衣可以出口到美國后，不僅湖南的裁縫們要生產更多的襯衣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價錢能夠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跟原來只能制作衣服賣到本地（從而市場范圍只在本地）相比，在現在的市場范圍跨國界之后，同樣的東西更值錢，并能賣出更高的價錢，而且能帶來更大的產量，這當然使中國各地的收入能力、財富能力大大提升。對美國來說，這也很好，因為原來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襯衣，現在可能只要60美元。再舉例說，姚明一年的收入1000萬美元，姚明打一個小時的球可能要得到十幾、二十萬美元。為什么他一個小時能夠創造這么多的價值？在原來沒有電視、電影的時候，不管你籃球打得多好，水平有多高，也只有在現場的人能看、能欣賞，每場球賽的價值有限。現在有了電視，有了全球化的市場，雖然球場上的運動員所要付出的勞動跟100年前沒差別，雖然一場球賽也是1小時。但是，由于美國NBA的比賽在全球有幾億、甚至十幾億的人同時看，同樣一場球賽的價值就遠遠高于過去，是受眾范圍的擴大、市場廣度的拓展，使球員同樣的努力所帶來的價值大大提升。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萬美元。不是因為他多做了什么，而是因為他的運動在全球范圍內有更多的人在看。如果市場范圍沒有在全球拓展，這種收入和財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們看到，工業革命使人類生產的“東西量”上升，而市場地理范圍的拓展使人類創造東西的“價值量”上升。不過，財富創造能力的“廣度”力量不只是這些，還包括創新所帶來的全新收入機會，像汽車、飛機、電力、電話、電腦、軟件、互聯網、電影、電視，甚至石油和報紙等，這些現代行業都是200年前沒有的。它們的存在和發展不僅增加財富創造力的“深度”或說“強度”，而且也帶來全新的收入領域，使財富的容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以至于今天中國CDP的85%以上來自這些現代行業。以上兩個維度相對談論較多，但常常被忽視的是“長度”這一維，也就是“時間”這一維度。一個半世紀前，在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還沒有充分發達之前，一個創業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國的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著實現自己創業成功的果實。所以，在原來的世界中，成功的企業家也得等上幾代才能成為百萬富翁，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場之后，股票本質上給創業者提供將未來無限多年的收入預期提前貼現的工具。這樣，蓋茨二十幾歲、李彥宏和江南春三十幾歲就能把部分未來收入預期以證券的形式賣掉，這么年輕就成為數十億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幾十年、幾代人！股票和其他金融證券讓人們把收入、財富在不同時間之間進行轉移配置成為可能，其結果是縮小過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來收入之間的差別，把未來和今天收入間的距離“長度”縮短了，讓預期的未來財富能方便地轉變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財富。于是，不僅今天可以有的財富因此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創業資本供給量，使社會今天就能增加投資。這反過來又增加了大家接下來的收入機會和財富創造能力。換言之，現代金融證券市場的發展從根本上加快了實現財富的速度，使未來的財富也能轉變成今天的資本，從而增加資本總量，加快資本周轉速度。這就是現在的億萬富翁這么多、過去沒有億萬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證券資本市場在過去150年的發展使其變得可能。當然，財富能力是否在“深度”、“廣度”和“長度”三維上都發揮得好，又取決于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以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雖然一國在這些維度上的水平可以通過模仿在短期內上升很多（這即為“后發優勢”），但要想長久地在這三維上都建立優勢，有利于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制度不可或缺。各國在這三維上的差別是其制度質量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我們今天說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時候，總是強調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國的人口很多；第二，勞動力很便宜。中國人又非常勤勞，非常聰明。實際上，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的話，不管回頭多少年，特別是19世紀初，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今天高多了，當時是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而今天的中國人口才占世界五分之一左右。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今天因為中國人勤勞而且中國人口非常大，可以讓中國在過去30年增長得這么快的話，我們講的這些因素，100年前同樣在中國存在。當時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比較優勢比今天還要強很多。為了幫助大家理解這個問題，我給大家看一段話，這是一個英國人寫的。他說：對于西方人來說，今天最大的擔憂或者最大的威脅，不是在槍后面的中國人，而是制造槍和很多其他物品的中國人。西方的報紙不管是專欄作家還是記者，只要他們在談到中國的發展時，都會說中國對西方最大的威脅，從根本上在于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同時很多人評論說，中國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而且模仿能力也非常強，這兩方面的優勢跟西方很昂貴的勞動力和運輸成本形成巨大反差，使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肯定要把西方國家打敗。這段話，你要稍微不注意，會以為是我從昨天的《紐約時報》或者《華爾街日報》上抄下來的。其實，這段話是什么時候寫的？是1913年。我第一次看到這段話的時候，覺得特別有意思。如果說今天中國通過成為世界工廠的方式崛起以后，讓西方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感覺到威脅的話，這種威脅跟100年以前西方的學者、評論家和政府決策人感覺到的威脅完全是一樣的。為什么當時大家擔憂的威脅沒有成為現實，而這一次正在成為現實？——當然，我不是說威脅本身成為現實，而是這個發展本身成為現實。為了解釋這一點，我不妨再回到前面的第一張圖。另外，正如剛才錢穎一教授講到的，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跟1950年以后的日本、1958年以后的中國臺灣地區，還有1960年以后的韓國作一個比較的話，我們發現，增長的經歷非常類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實現的成果，相當程度上是重復了東亞地區在“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在更早些時候的經歷。可以說，中國巨大的便宜勞動力使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制造基地。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奇跡，與其說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東西，不如說是順應了某一種更大的趨勢。東亞國家早就有過這樣的經歷，世界平均水平也有過同樣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像大家要去天安門放風箏，天安門上空有一股很大的風，最后是不是能把風箏放得很高、很遠，就看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風箏放上去、讓它加入這個大氣流了。中國加入這個潮流的時間比其他國家晚一些，但最終還是加入了。剛才周其仁教授也講到，中國在1978年選擇改革開放，跟“華盛頓共識”沒任何關系，因為當時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什么叫做“華盛頓共識”。我要說，當時不只在中國沒人知道什么叫“華盛頓共識”，在美國華盛頓也沒人知道，因為“華盛頓共識”是后來才綜合出來的。但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的理念等內容，以什么來稱呼它們，這本身不重要，關鍵看這些理念是否跟人性相符合。如果跟人性相符，即使不知道怎么叫它們也不重要，人們會在世界不同地方不約而同地按照這些理念去做。中國在1978年選擇改革開放，確確實實是在文革帶來危機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須要這樣做，不市場化、法治化，中國人就沒辦法生活下去了。同時，如果仔細看一下，1982年里根在美國做總統的時候，英國正好是撒切爾夫人做首相，不約而同地在美國、英國都推行私有化。更不用說后來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的時候，東歐、西歐、拉美國家全部都在大規模做市場化改革。這就是為什么“改革開放”是“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或者跟它沒有任何關系，這并不是很重要。市場經濟以及與其相配的法治、人權、民主、憲政，這些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也是跟人種、膚色、宗教無關的東西，不是偶然，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