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不久前聽說身體有所恢復的厲以寧老師，就這么突然地離開了我們。回首三十多年來在厲老師領導和教導下學習工作的歷程，感慨良多。

我本科與碩士均就讀于北京大學物理系，碩士畢業以后到北京鋼鐵學院物理系工作。1985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成立，同時組建了由厲老師擔任系主任的經濟管理系。當時厲老師引進了一批有數學、物理背景的青年教師，機緣巧合下我于1986年1月進入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即現在的光華管理學院)工作，此后便一直跟隨厲老師學習和工作。厲老師與我父親同齡也相識，因此，厲老師于我而言，既有師生之情、知遇之恩，還有長者之尊。

1987年，我經學校公派到國外留學離開兩年多，1990年初回到經濟管理系后繼續跟隨厲老師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回國后我很快去看望了厲老師，向他報到并求教。一番交談后，時近中午，厲老師非常誠懇地邀請我在他那里吃飯。作為晚輩和學生，我當時一方面打心眼兒里感激厲老師的盛情和誠摯，一方面又實在不好意思讓厲老師親自下廚做飯而我卻“坐享其成”，加之自己住的地方距離厲老師家也不遠，最后還是婉拒了。后來每當想起此事，一直認為當時的選擇是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憾事。如果當時能夠陪厲老師一同午餐，不但能夠得到更多有益的教誨，還能成為銘記終生的美好回憶。

回國后，厲老師帶領我和其他老師、同學一起做了湖南屈原農場和海南農墾的改革方案。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厲老師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我有幸作為工作小組的一員，參與了一些具體的工作，在厲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有益的東西。集杰出學者和經濟體制改革倡導實踐者于一身的厲老師，有一個非常突出和可貴的特點，就是他的學術研究和改革設想，總是能夠結合中國的國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在大量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力求做到不僅有理有據，而且還要有現實的可操作性。比如現在回過頭來看，最初起草的《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可能并不是那么完美，頒布后至今也經過了多輪修改，未來很可能也還需要不斷修改。但是在當時的經濟體制、認識水平和法律環境下，起草并頒布一個可以被通過的、規范當時還是具有“全新”概念的“證券”和“證券投資基金”如何運行的法律，是非常艱難的。必須將證券(資本)市場運行規律規范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綜合考慮并合理吸收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然后得到一個良好的平衡。

厲老師最為人所熟知的學術貢獻和改革創意是他關于企業體制(所有制)改革、特別是股份制改革的思想和倡導，他1986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表示“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厲老師原話的大意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一定取決于企業所有制(企業體制)改革的成功”。這段話也廣為流傳，不過北大官網上的紀念文章用的是前一種表述，我想還是用北大官網上的表述為好。

厲老師一生中進行了很多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也因為對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革作出的突出貢獻被尊稱為“厲股份”，但出版于1980年代末期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才是厲老師認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西方的非均衡理論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老師根據對當時中國經濟現狀的研究發現，中國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他們無法對市場和價格信號做出恰當的反應。厲老師將前一類成熟市場國家的非均衡稱為第一類非均衡，而中國由于企業機制導致的非均衡為第二類非均衡，并指出需要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轉化為第一類“非均衡”。這種兩類非均衡的思想，正是厲老師關于中國企業體制改革思想的理論和學術基礎。

由此可以看出，厲老師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企業機制改革的思路和模式，都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設想”，而是建立在他自身對中國實際國情的充分了解和嚴謹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基礎上的，這不僅是厲老師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也鮮明地反映出厲老師的學者特色。厲老師曾經表示，“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厲老師這一輩學者的家國情懷、對思想理論問題獨立而深入的思考、在學術研究上的嚴謹認真，都是非常值得我們這些后輩乃至青年人認真學習和繼承的。

厲老師不但有深厚的學術功底，而且非常善于把這些經濟學理論用很直白的、通俗易懂的語言直指要害地表達出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嚴峻，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來解決就業問題。厲老師很多年前就用“自行車理論”對此做了一個通俗易懂而又精辟的說明，他指出：自行車騎快了，相對比較穩定，要是騎慢了，甚至不動了，自行車就會倒了。

用非常淺顯的語言把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問題給大家講得很清楚。這也是厲老師作為學者和教師的一個特點。

作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創立者，厲老師為光華管理學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一直非常關注光華管理學院教學和科研的發展。雖然聲名在外，但厲老師從來都只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學者(讀書人)，一個教師，直到80多歲高齡他都一直堅持在給學生上課。2016年厲老師在《江城子，86歲自敘》中“而今學子已成行，著書忙，似墾荒，雖過八旬，敬業在課堂。試問平生何所愿？青勝藍，滿庭芳”的一段詩，就是他對自身教師生涯的最好詮釋。

厲老師1955年在大學畢業時寫下《鷓鴣天》， “溪水清清下石溝，千彎百折不回頭，兼容并蓄終寬闊，若谷虛懷魚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無意卻成洲，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問收。”這是他一生治學態度的最好體現。在厲老師起起伏伏的一生中，始終都堅持自己的學者觀點和學者之心。作為一個“讀書人”，他通過自己的思考、研究和對中國實際的調查了解，真心地去解決中國的問題，做好中國的學問，至于很多人關心的“其他方面”，則完全不作考慮。這是厲老師最為可貴的品德。如果我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者都能夠堅持這樣一種治學態度和行為方式，相信對我們整個的學術研究環境和學術創造力都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