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仍處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隨著過去驅動高速增長的基建、房地產、出口等老辦法不再管用，迫切需要尋找穩增長的新辦法。

　　要走出目前壓力較大的狀態，關鍵還是要挖掘新增長潛能，包括橫向需求空間和縱向升級動能，前者主要是縮小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在終端需求結構（包括消費和非生產性投資）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體，重在穩增長；后者指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拓展經濟的上行空間，包括現有產業的價值鏈升級和新技術推動的新產業或“未來產業”生成與發展，重在促轉型、上臺階。

　　建議啟動短期穩增長、中長期增強發展動能的新一輪結構性改革，包括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生產要素雙向順暢流動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新先導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改革。

　　新時期改革仍然要講“摸著石頭過河”。在國家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前提下，重提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把市場化法治化治理與鼓勵地方基層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

　　—— 劉世錦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9月24日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全體大會“全球資管行業發展與中國機遇”上所作主題演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p>

　　2023年9月24日，劉世錦在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表主題演講

　　我國經濟增長進入

　　高速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

　　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進入恢復回升軌道，但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預期不穩問題突出，當前可能是全年增速低點。我們研究團隊預測，三季度同比增速應在4%以上；全年應在5%以上，基本符合政府年初預期目標。即便如此，由于去年增速只有3%，兩年平均4%左右，低于疫情后前兩年平均5.1%的水平，也低于學術界通常認為的潛在增長率5%-5.5%。

　　當前宏觀經濟問題的基本背景，是我國經濟仍處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過去十年，高速增長期的主要驅動力量是基建、房地產、出口，在經濟下行時抓一下還管用；但本次房地產持續負增長，基建投資亦難持續，出口也是下行態勢。目前面臨的問題是老辦法不行了，穩增長的新辦法是什么？現在似乎仍處在迷茫狀態。

　　對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的判斷十分重要。近期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與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后的狀況比較相似。日本經濟增長在90年代后由中速轉為低速，增長率僅在2%上下，此后又出現經濟增速為1%甚至零增長、負增長。其原因被解釋為“資產負債表衰退”——也就是說，日本房地產和金融泡沫破裂后，企業資產大幅縮水，負債率過高，企業收入用以還債，不再用于投資，從而導致經濟衰退。

　　盡管從表象上看，中國的情況和日本當時的情況有些相似。但總體而言，我國現階段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差別很大，不能混為一談：

　　第一，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已進入低速增長階段，而我國經濟目前還處在5%左右的中速增長階段，還可能有5-10年的中速增長潛能。

　　第二，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處在發達國家前列，一度超過美國。而我國目前人均GDP剛超過1.2萬美元。以現價美元計算，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還有兩倍的增長空間；與美國人均GDP7萬美元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日本上世紀90年代以后陷入低速增長，主要原因是結構性潛能下降，缺少新增長點。即使資產負債表不出問題，投資和經濟也很難增長。“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現象值得討論，但它只是一種表象，是缺少新增長點的結果，不能倒果為因。

　　挖掘現階段我國經濟的

　　兩大新增長潛能

　　我國經濟要走出目前壓力較大、充滿挑戰性的局面，關鍵還是要挖掘新增長潛能。當然，前提是我們還有這種潛能可挖。我認為現階段我國經濟有兩大新增長潛能：

　　第一，橫向需求空間。簡單地說，就是縮小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在終端需求結構（包括消費和非生產性投資）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體。

　　我們經常說，中國有4億中等收入消費群體，有著巨大的市場，但我覺得9億中低收入階層更值得關注。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還有5億人口沒有用上馬桶、10億人口沒有坐過飛機。把這些需求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挖掘出來，在現有的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水平上，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增長潛能。

　　第二，縱向升級動能。這是指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拓展經濟的上行空間，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現有產業的價值鏈升級；二是新技術推動的新產業或“未來產業”的生成與發展。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將會為縱向升級全面賦能。

　　擴大橫向需求空間，重點在需求側，對穩住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既有產業意義重大。培育縱向升級動能，重點在供給側，助推新產業、特別是“未來產業”的形成和壯大。用政策性語言來講，前者重在穩增長，后者重在促轉型、上臺階。

　　啟動短期穩增長、中長期增強發展動能的

　　新一輪結構性改革

　　我們的挑戰在于，如何挖掘這些新增長潛能？這涉及到宏觀政策能否進一步寬松的討論。近一段時間，M2保持11%左右的增速，而實際GDP增速低于5%（名義GDP增速6%左右），利率水平也處在近年的低點，貨幣政策不可謂不寬松。隨著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倒掛幅度擴大，貨幣政策繼續放寬的空間已經很小。另一方面，近些年財政減稅讓利力度相當大，各級財政已經繃得很緊。僅有的發債空間，如果導向不對，也可能是加劇而非緩解經濟轉型困難。

　　首先必須要搞清楚宏觀政策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宏觀政策主要起短期穩定平衡作用，增長動力主要來自結構性潛能。如果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宏觀政策，那一定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低速增長階段，中國現在還未到此階段，還有結構性潛能。如果把穩增長注意力繼續置于宏觀政策上，副作用將會加大，更重要的是將會再次錯失結構性改革的時機。需要澄清的一種觀點是，并不僅是宏觀政策可以短期見效，具有擴張效應的結構性改革同樣可有立竿見影之效。

　　我認為應該啟動短期穩增長、中長期增強發展動能的新一輪結構性改革，包括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生產要素雙向順暢流動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未來先導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改革。

　　需求側改革方面，重點要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中的“三個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權利平等”、土地（不動產）財產權利平等“。我呼吁實施為期三年的以近三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計劃。在三年脫貧攻堅戰以后，實施這一計劃也可看成是脫貧攻堅戰的升級版，是縮小中低收入階層和中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的重要舉措。

　　短期內，可以實施進城農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設工程，也可收購滯銷的存量住房，轉為農民工保障房。浙江最近出臺了取消落戶限制的有關政策，走在全國前面，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希望其他省市可以跟上。

　　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鄉結合部，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允許農民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之外轉讓、抵押、擔保等交易行為。

　　為避免宅基地轉讓后農民無家可歸，建議土地交易所獲收入優先為相關人員完善社保（包括住房保障），形成比原有的土地保障更為可靠、更有效率的現代化保障體系。允許城鄉居民雙向流動和置業，帶動居住條件改善和消費結構升級，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供給側改革方面，重點是認可、保護和弘揚企業家才能。要在理論和政治上進一步理清民營企業的性質和地位，做到三個區分：一是把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托企業家才能、優化配置資源的民營企業區分開來；二是把企業家與資本家區分開來；三是把企業家才能的特殊貢獻和價值與剝削區分開來。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出現資本提供者、創業者、管理者職能分離的情況。資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數人，而是人數眾多、已經社會化的投資者，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資本市場。而創業者是擁有企業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說的企業家，他們擁有好奇心、遠見、洞察力、冒險、探索、堅韌不拔、組織協調力、執行力等一系列特質，主要職能是組合利用各類資源，或者說是組合資源的資源，是最為稀缺的一種資源。企業家不同于資本家，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具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職能，不能混為一談。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要依靠創新驅動，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精神。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民營企業家創辦的企業。企業家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創新精神，不僅民營企業需要，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同樣需要。進一步說，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主要負責人也需要。這是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一個普遍而顯著的特征。

　　在促進不同類型企業平等對待、公平競爭方面，要引入更多務實有效的舉措，改變行業準入、項目招標、資金獲取、國家安全等方面國企民企不平等的潛規則，以此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形成相關行政檢查、社會監督、法律訴訟等制度。要允許和鼓勵平臺企業、大型科技骨干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行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監管。

　　新時期改革仍然要講“摸著石頭過河”。有人問，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還有這個必要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不同時期要解決不同的問題，要過不同的河流。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制能不能搞、經濟特區能不能辦之類的問題，而現階段面臨的則是如何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調動民營經濟積極性、如何發掘新增長動能等問題，我們仍會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因素。

　　上述問題在辦公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還是要在國家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前提下，重提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把市場化法治化治理與鼓勵地方基層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允許試錯探索，允許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