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之后，再次來美國訪問，第一站是斯坦福大學。飛機剛到舊金山后幾個小時，厲老師去世的噩耗便傳來了。一個人在酒店房間，悲痛萬分，和厲老師交往的幕幕往事奔涌而來，心情難以平靜。雖然知道厲老師的身體狀態不是很好，但還是覺得突然，很難接受這個現實。那兩日舊金山陰雨纏綿，冥冥之中似乎上蒼也在悲戚。網上悼念的文章和評論鋪天蓋地，很多人說，厲老師走了，是一個時代的逝去。

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的見證者親歷者，在時代的洪流中有著自己的軌跡和經歷。我年輕時有幸求學于厲老師門下，走上了經濟學的學術道路；后來又回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厲老師共事多年，無時不受益于他的教導和支持。我的人生軌跡中，厲老師的影響是最大的。

我1984年進入武漢大學數學系。當時中國經濟改革如火如荼，在校園講座報紙期刊上，各種改革政策的辯論，各種經濟思潮和理論的介紹，各種經濟問題的分析，讓我對經濟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后來決定要考研究生讀經濟。厲老師那時已經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牽頭指導的“宏觀經濟運行”碩士項目更是全國經濟學子心向往之的地方。身在武漢信息不通，靠著自己摸索，我竟然考上了北大厲以寧老師的研究生，命運待我實在太好。

還記得來到北大，經濟學院研究生班簡單的開學介紹會上，第一次見到厲老師，儒雅的學者之氣，講話精煉，條理清晰。當時沒有想到的是，我和厲老師的師生緣分，不只是3年的碩士學習，而是35年的人生歷程，35載的師生情誼。

眾所周知，厲以寧老師是高山仰止的經濟學大師。他的眾多經濟學貢獻和其影響， 已經有很多的介紹，我就不再重復。在此談一些我個人理解的厲老師治學和學術思想的特點。

第一，深厚的學術功底，使得他厚積薄發，著作等身，幾十年持續不斷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進步。

厲老師這一代學者，不同于陳岱孫等上一代經濟學家，也有別于現在年輕的經濟學者，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后上大學，沒有機會系統學習經濟學，更沒有出國留學的可能。回看厲老師的學術成長經歷，一個深刻的感受是， 晦養厚積，終成大器。

厲老師1955年從北大經濟系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然而隨著政治空氣越來越“左”，他被分配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西方經濟學著作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譯了200多萬字的經濟史著作，還為北大經濟系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提供了數十萬字稿件。他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如饑似渴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廣泛了解國際經濟學的進展，并開始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

機緣、勤奮、加上天賦，這三個成功要素，在厲老師身上同時完美體現，是厲老師練就經濟學“深厚內功”的原因。熟悉厲老師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勤奮自律，一生用在讀書、寫書、教書上。每天早上要伏案寫上千字的文字，幾十本著作，無數篇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另外，厲老師可能是我認識的人中，記憶力最強的。他在80多歲時給學生講西方經濟史，不看講義，各種歷史數據資料了然于胸，娓娓道來；不同時期歐洲版圖的變化和演變，信手在黑板就能畫出地圖，一絲不差。我經常感嘆厲老師的大腦能有多大的容量。每到一個地方調研，他對當地的歷史和風土文化，都有相當的了解。碰到很久以前來調研時見過的人，厲老師都能清晰的說出該人的情況和當時見面的場景，讓人驚嘆不已。

厲老師憑借驚人的記憶力理解力，同時得到北大名師指點，通覽了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史經典，由此打下了扎實學術功底，成為了經濟系的“掃地僧”。改革開放之后，厲老師看起來是“橫空出世”，背后卻是他在漫長歲月中一點點積攢起來的能量。

“只計耕耘莫問收”，幾十年的勤奮耕耘，收獲不用問自然圓滿。厲老師著作等身，涉及的領域，有西方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等等，幾乎覆蓋了經濟學的大部分范疇，而每本書都有相當的深度和思想性，這在中外都是極其罕見的。

國際上經濟學的發展有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頂尖經濟學家也都只在一個狹窄的領域上深挖，再也難見凱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那樣的大家。而在中國，因為學術發展的長期隔絕和中斷，不少經濟學家是既窄又淺。厲老師深厚的學術功底，使得他能在如此眾多的領域都有建樹，為推動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

以經濟史為例，厲老師的《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和《資本主義的起源》，是中國學界研究世界經濟史的傳世之作。有別于傳統的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厲老師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而是有理論體系的建構和經濟學思想的提升。比如，穿透千年的經濟演變史，厲老師提出羅馬帝國消亡的原因，在于對于政權穩定至關重要的中產階級，在內外交織的政治軍事力量的長期博弈中，逐漸的沒落敗退。再比如，通過梳理世界各地經濟制度的漫長演變，厲老師提出資本主義制度有內在的彈性和剛性體制區別，彈性體現在不斷完善演變，能夠修正制度緩解內在矛盾， 而剛性恰恰相反。同樣，社會主義制度也有剛性彈性，東歐的社會主義不成功，乃其剛性特征使然。厲老師的這些著作里，無論是對浩瀚的經濟史料的掌握，還是對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理解上，都顯示了超凡的功力。而只有依靠堅實的學術功底，才有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突破和創新。

第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得他的學術影響力歷久彌新，成為長青的中國經濟學泰斗。

作為經濟學家，厲老師最可貴之處，是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對中國經濟復雜性的細致洞察。他是真正扎根在中國現實的學者，總能把中國問題放在中國語境中去思考和解決。

一方面，他總是站立在中國的大地上想問題，將理論方向和現實選擇相結合。幾十年來厲老師提出了大量有前瞻性、有針對性、有可行性的政策主張和建議，推動和影響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為世人所熟知的“厲股份”，“厲民營”的稱號，便是其政策和社會影響力的反映。

另一方面，厲老師強調經濟學要“聯系中國、解決實際問題”，要把經濟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他的經濟學研究中，往往有能與國際學術對接對話的理論體系，又始終把中國問題作為主線，觀點新穎，見解獨到，堪稱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

作為一個海歸經濟學學者，我對此體會尤深。1991年北大碩士畢業后，我到美國留學，在斯坦福大學讀完博士后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任教。2005年回國，很自然的加入了厲老師創建的光華管理學院。如何真正認識理解中國經濟，而不是簡單的照搬模型公式，是我回國后首先必須面對的難題。幸運的是，厲老師是對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最了解最有洞察的經濟學家，他成了我理解中國經濟最好的老師。在各種經濟問題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在去全國各地的調研考察中，我從他身上不斷地學習，學到了太多在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理解中國國情的一個方法是調研。厲老師非常喜歡去全國各地調研，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即使在80多歲高齡也不停下腳步。調研是中外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大不同。國外的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沒有調研，理解經濟現實只靠數據。中國的經濟數據相對的不完備，更重要的是，數據背后的故事，往往才是中國經濟最真實的情況。在跟厲老師一起調研之中，讓我深深體會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中，區域差距之大，經濟復雜度之高，政策執行差異之廣。

厲老師曾經擔任貴州畢節扶貧的中央專家組組長，經常不辭辛苦赴畢節調研。我有幸參與其中一些調研和政策咨詢工作。畢節當時是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幾乎沒有像樣的產業，極度貧困人口眾多。但畢節地區內不同的縣區，又“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是有資源但交通不暢，有的是生態破壞太嚴重水土流失沒法發展農業，等等。在當時交通和其它條件很艱苦的情況下，厲老師走遍了畢節地區的各縣區，對各地方的情況和發展掌握得十分清楚，每次所提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都非常有針對性。現在畢節600萬人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相信厲老師在天之靈也會感到欣慰的。

厲老師領導的林權改革政策研究，也是調研先行。他敏銳的指出，林權改革是農地承包制改革后的又一項重大改革，其核心是產權清晰的問題，要通過確權來激發農民種林養林護林，而不是亂砍亂伐。但是，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林業發展情況差異很大。在厲老師領導下，我們分別去調研了林業不發達亟需提升森林覆蓋率的西北地區，森林覆蓋率比較高但需要發展林業經濟的南方地區，和以國有林場改革和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東北地區。林權改革的整體政策建議報告，以及針對不同地區的系列分報告，就是在這些調研基礎上形成的。

通過充分的調研和詳實的論證，厲老師得以把握不同階段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進而提出有針對性可行性的建議和主張。《非公經濟36條》是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他在《相見歡》中所寫：“邊城集鎮荒丘，大山溝，多半見聞來自廣交游。下鄉怨，下海戀，下崗憂，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樓。”

有人評價，厲以寧先生是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經濟社會結構邁向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國際化“兩大轉軌”時期，勇立時代潮頭，作出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在我看來，之所以能夠如此，正是因為日積月累的調研和積累，形成了厲老師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使他在經濟學研究中，能夠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去推動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

“不聯系中國實際，經濟學是沒有出路的。”在厲老師看來，源于實踐的理論才是常新的。他往往借鑒國際學術界相關理論，結合中國現實，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既與主流經濟學有共同之處，又有帶著中國特色的不同新意。

比如厲老師提出的“中國經濟非均衡理論”，既受西方經濟學中的非均衡理論的啟發， 也是對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經濟形態處于一種動態演變的理論闡述。從國內當時市場不完善、價格體系不靈敏的狀況出發，厲老師認為中國經濟在轉型期會處于不均衡的狀態，而經濟改革應該通過培育充分自主、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而逐步走出困境，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這樣的對中國經濟有獨特見解的經濟學思想，是厲老師提出“股份制改革優先”的理論基礎。

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又在解決中國問題中進一步創新理論，這一特點貫穿于厲老師的學術生涯。即使是上面提到的經濟史著作，雖然沒有直接研究中國經濟，但仔細讀來，厲老師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依然躍然紙上。從對中產階級的保護和壯大，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體制彈性）的必要性，不都是中國經濟中最核心的問題嗎？他的經濟學研究，將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相結合，理論和實踐相互促進，才使得其學術生命格外的長，學術影響力經久不衰。

第三，深沉的家國情懷和堅定信念，貫穿于他的學術人生，堪稱中國經濟學人的楷模。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現實的學科，加上其“理性人”的假設，往往被人誤解為是教人自私自利的學問。這當然只是誤解，經濟學以研究人的行為出發，最終目標是希望能夠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找到增加社會福利提升人民幸福生活的經濟發展之路。厲老師作為中國經濟學者的杰出代表，言行之間，學問之中，體現了其深沉的人文情懷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

眾所周知，厲老師人文修養很高，是個詩詞大家，詞句之間感情豐富，家國情懷濃厚。他的情懷，同樣體現在其經濟學研究中。在《體制，目標，人》這本書中，厲老師開宗明義的指出經濟學是以人為本的學科，對人的研究是經濟學的最高層次，“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以此為終極目標，我們才能用合適的角度分析經濟體制運行和發展目標的選擇，才能正確的理解道德和文化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和意義。

這樣的以人為本，為民所憂的情懷，在厲老師學術生涯中貫徹始終。對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刨析和批判，體現了他對8億農民不公地位和待遇的深切關注；對于教育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體現了他對人的培養和對生活環境的關心。厲老師的學術人生，以他獨特的學術思想和見解，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和主張，為切實改善人民的命運和生活而立言著說，可以說是“立德、立功、立言”的榜樣。

這樣飽含情懷的學術追求，造就了厲老師對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堅定的信念。他曾經回憶到，在江西鯉魚洲農村下放勞動期間，雖然自己干農活非常的艱苦，但看到當地農民的貧苦生活，對他的經濟學思想有了極大的觸動。為什么這么勤勞的農民不能實現基本的溫飽？厲老師的答案是，計劃經濟是問題所在，計劃經濟無法帶來經濟的發展，無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從農村承包制開始的改革，一步步的打開了阻礙經濟發展的束縛，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活力，也印證了厲老師在鯉魚洲形成的市場經濟信念。

無論是春雷咋響的改革開放之初，還是改革遇到“中梗阻”、進入“深水區”，在一個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上，他和眾多知識分子一起加入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討論和探索中，成為他們之中“突破時代”“引領時代”的杰出代表，改革是在他們這一代人最執著的“選擇”。時代選擇了他們，他們也無愧于時代。而他們為什么九死未悔選擇“改革”，為什么歷經艱難初心不改，尤其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

記得在《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后記中，厲老師曾經寫下這樣的字句，“我們的觀點是，在深化改革中穩定經濟。改革將給人們帶來信心，帶來希望。我們只能有這種設想，也必須做出這種選擇”。一代經濟學人的追求渴盼躍然紙上，學術報國的熾熱感情深藏其中。今日捧讀，字字鏗鏘，有金石之聲，如黃鐘大呂。

 “我國的改革盡管不斷取得進展，但改革并非一帆風順，改革中存在很多困難，改革事業的艱辛已被人們普遍注意到”。在激流勇進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是什么讓厲老師他們面對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困難、改革的艱辛，依然得出“改革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這一振聾發聵的結論，并由此保持變革的激情、創新的勇氣，始終挺立于時代的潮頭？厲老師自己的回答，是他在2018年獲得“改革先鋒”勛章時說到，“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這種堅持，于小處也經常可見。我見到厲老師何老師鬧矛盾，經常就是兩種情況。在外出調研時，常常在已經繁忙的行程上，當地的政府和企業會請求厲老師抽空加場講座或是座談。為厲老師身體起見，何老師有時希望婉拒。但往往邀請者覺得機會難得，非常懇切，最終厲老師總是答應下來。類似的情況，是在學院上課。學院各個教學部門的學生，都希望能聽厲老師上課。隨著厲老師的年歲越來越大，學院也發展地越來越壯大，項目不斷增加，厲老師的課不減反增，有時排的還特別緊湊。這時何老師就會勸厲老師減少一些上課，我也請同事們多注意不要過分辛苦厲老師。但厲老師都自己堅持要給每個項目上課。對他而言，大的堅守也好，小的選擇也好，傳道授業、為國為民是堅持一生的追求。

“沉沙無意卻成洲”。成就人生的，既是沉沙有意，日積月累不負耕耘；也是大河奔流，時代潮涌神州造就。厲老師的去世，留給我們的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和堅持。而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有它特有的精神和追求。

厲老師千古，精神永存！

 學生  蔡洪濱

2023年3月5日

作者為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