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報告會”之“三月談：政府的邊界在哪里”于2014年3月2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演講時稱，中國內需消費被嚴重低估。
蔡洪濱認為，一、經濟學家經常拿中國和美國的消費數據占GDP的比值來判斷，認為中國經濟失衡，但其實這是統計口徑差異造成。二、國內的很多消費價格被限制或者并沒有被納入統計，前者如醫療、教育的價格，后者如保姆市場等，這也使得中國的消費被嚴重低估。三、中國存在大量的灰色消費，如政府的三公消費、企業的食堂、療養中心，這些個人消費并未被體現在消費統計中，而是并入了企業成本，“你把住房消費，服務業的消費，灰色消費放在一起，中國的消費至少是比GDP比重來講低估了10%”。
談到投資，蔡洪濱認為正好相反，由于地方政府政績壓力，投資占GDP的比重至少被高估了10%。
由此，蔡洪濱認為，中國內需被嚴重低估，投資被高估，就會造成錯誤的政策出臺。“刺激消費抑制投資所謂再平衡，我認為這不僅不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回到正確的軌道上，反而有可能使我們脫離政策上的發展軌跡，中國經濟真正的動力持續穩定健康的增長，要依靠提高投資質量的效益，改革教育體制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創新領域”。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洪濱：尊敬的姜總、各位嘉賓、各位同學，首先我代表光華管理學院對大家來到光華表示熱烈的歡迎，尤其要感謝姜總還有我們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頻道所有的同仁，把這樣一個平臺跟我們一起搭建成功，另外也要感謝姜總在這么寶貴的時間段為光華管理學院做廣告，當然還要感謝今天到場的幾位重量級的嘉賓，感謝周會長，尤其要感謝我們兩位中國最杰出的企業家，馮侖和劉總，中國這些民營企業家我覺得很了不起，事業做的非常的輝煌，但是像馮總這樣的企業家讀書寫書比我們做學問的還多，粉絲比明星還多，讓我們教育界和文化界壓力特別大，就今天，他們兩個一來，就讓我們阿里巴巴報告廳顯得非常小，所以我們學院也在改建一個更大的報告廳，以后大的報告廳建好以后，馮總、劉總各位嘉賓你們就要更經常的來，最后感謝各位到場的所有的來賓、所有的同學。閑話就不多說了，我自己自導自演進入演講的時段。
今天這個題目政府的邊界在哪？我想講的一個題目跟這有關就是中國經濟更需要新動力，而不是再平衡。這個意思是什么呢？我們現在看今年的經濟數據，中國的經濟其實已經持續下滑了三年多。從2010年開始，今年前兩個月的數字可以說慘不忍睹，經濟形勢非常嚴峻，在這樣一個嚴峻的形勢之下，對于未來經濟的走向，經濟政策的把握就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在這些混亂的、眾說紛紜的說法之下，我覺得有很多重要的問題沒有理清楚，其中可能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中國經濟失衡的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在國內有極高的共識，從政府到學界到社會各界討論的時候一說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的詞叫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錯了，說我們原來的說法是說我們結構嚴重失衡，過分依賴外需，內需不足，這個問題現在說的不多了，因為我們經濟出口的增長從20%多一下掉到了單位數，所以外需過多的問題提的不多，那么現在所有的關注點就轉移到內需上，所謂的內需結構問題是什么呢？就是投資過多，消費過少，這個十一五的規劃里頭主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二五”的增長方式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說的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問題，國內對這個問題有高度的重視，國際上對這個問題也是高度的重視。國際上無謂是兩種人，一種人每年都要預測中國下一年經濟要崩潰，那么最近這個中國經濟崩潰論又加入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他是經濟學界里的大牛，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后來成了美國最著名的媒體經濟學家，他在紐約時報寫專欄——這是在美國最高的境界，跟中國相比就是那些在中央電視臺經常能夠露臉的經濟學家，就這種級別，所以影響力很大，話語權很大，自己經常時不時就寫個文章，關于中國的，但是他說他也不太懂中國，但是忍不住就要說幾句，他說的主題永遠像中國經濟馬上要崩潰了這種論調。馬上要崩潰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呢？
就是中國經濟失衡，去年的時候他寫了一個文章說中國經濟馬上要崩潰，唯一的問題什么時候崩潰，多嚴重的崩潰，那么它的論斷是什么？美國居民消費占了GDP70%，中國可能一半都不到，所以中國的經濟不可持續，一定會崩潰，這是中國悲觀論者背后的邏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說中國樂觀論者背后的邏輯也是一樣的，那么有一些國外的學者對中國的經濟很樂觀，他們的基本看法是說中國經濟一片向好，美國經濟馬上要完蛋，那么中國經濟看好它的邏輯是什么？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是失衡的，只是這個失衡慢慢的又開始已經在平衡了，它最近寫的一個文章說中國經濟重新再平衡的輪子已經開始起動，那么中國經濟未來一定會很好，他說這個服務業也在提升諸如此類等等，所以中國悲觀論者也好，中國崩潰論者也好，背后的邏輯也高度一致，就是中國經濟原來是失衡的，只是悲觀論者認為失衡到這個地步了，馬上就要翻車，樂觀論就說它已經開始平衡了。
我現在要想說的是無論是國內的共識也好，國際的共識也好，其實都可能是極大的錯誤判斷，為什么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判斷呢？所謂的投資過高，消費過低的問題，更大的原因是在于這個數字背后真實的統計資料，他們對真實的制度背景沒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中國消費量最大想項目，第一項就是住房消費，美國的住房消費占了美國的居民消費的20%，占了它的GDP14%，中國的住房消費占了GDP的3%，這個差距主要是個統計口徑的不同，如果你在美國有一個100萬美元的房子，你已經付完了這個房貸，實際支出沒有，但是在算住房消費的時候美國怎么算呢？你的一百萬美元假設你是以租房子為支出，那么一年的租金是多少？這個等價的租金就是你在這個房子里頭住的住房消費。100萬美元等價租金是多少，拿市場上的租金計算，一年的房租跟這個等價比例是不一樣的，芝加哥是10倍，那么芝加哥100萬美元的房子等價租10萬美元，有的地方是15倍有的地方是20倍，假設說在大城市的平均是15倍的話就是你的住房的房價跟一年的租金相比是15倍的話，那么反過來100萬美元的房子你的等價數據是600萬多美元那么中國是怎么算這個問題？中國是按照這個房子的歷史價格乘以每年折舊2%，馮總是對中國房價了解肯定是最深的，他一路是背后的推手，所以十年前15年前北京的房價甚至5年前北京的房價，歷史房價跟現在的相比是完全數量級的差別。然后你乘以的比例是多少呢？是2%，還有一點中國城鎮居民房屋自有率的比例80%，美國是50%，所以這些統計數據背后的原因是為什么中國住房消費只占我們GDP3%的原因。
如果按照國際可比的口徑，美國是14%，我們即使不到14%，你是8%，那至少增加了5個GDP的百分點。另外一項就是服務業，服務業的比重，發達國家服務業的比重往往都占GDP的70%以上，發展中國家低一點，印度是57%，泰國跟我們基本上是一個水平，它是53%，我們是45%，這樣一個比重也使得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徹底失衡，服務業太差。國家也經常出臺很多政策推動服務業的發展，但沒什么效果，所以有的人就說，你看我說了中國經濟失衡說了幾十年怎么還沒轉過來。大家仔細想想你要在中國的話，你缺什么服務，你不跟美國比，不跟發達國家比，你跟發展中國家比，中國缺什么服務呢。服務里頭有很多消費，房屋的消費，醫療的消費，教育的消費，通信的消費，銀行的消費，保險的消費，其他的什么餐飲諸如此類等等文化體育我們缺什么？跟發展中國家比我們缺什么，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統計口徑的不同，我們的醫療消費、我們的教育消費很多的價值都是國家發改委按照計劃經濟時代計算的。就是說協和醫院一天價格幾十塊錢，那么在這種價格扭曲之下，這個醫療消費教育消費是嚴重低估的，我們中國非常典型的特點是我們很多尤其是在服務消費方面去限制經濟，所以我們各種原則各種消費實際上沒有底線的，那么我們不去說，比如東莞的掃黃掃掉幾百萬人這種非法消費，這是永遠說不清楚的，很多合法的消費是沒有底線在里面的。比如說中國城市的有多少的保姆、保姆提供的服務消費都是沒有統計進來的。那么這個問題的話，從統計局統計的角度看，06年的時候統計局做了一個經濟普查，普查之后對以前的GDP做了個調整，調整多少呢？往上調了16%，這個主要調整的項目就是我們的服務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服務業低估的程度，這是第二個消費需求的這種低估。
第三個是什么呢？就是我們中國另外一個重要的國情特點，我們的很多灰色消費，因為這個會計收入就沒有統計在消費，反而統計在各種組織的運營成本里頭，政府機關的三公消費，車也好，出差也好諸如此類，國企的三公消費，事業單位的三公消費，還有一點就是說我們無論是國企，無論是政府還是事業單位還是一些大的私人企業，中國一個特點是企業一大以后就辦自己的食堂，辦自己的療養中心，一系列這么多的東西，中國人有多少人中午在吃食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可能也有食堂，大部分都有食堂，這些食堂的這些消費都不統計在我們消費里頭，統計在我們部門的支出里頭。那這個問題同樣對私營企業也是一樣的，很多私營企業的老板車也好，司機也好，其他的消費也好不會算在個人消費，都算在企業成本里頭。我們做過一個企業全面普遍的調查，中國的企業用在招待費、差旅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是韓國的兩倍以上。那么這里頭這些東西根據會計原則都是企業的成本，但是實際上都是個人的消費。所以灰色消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塊你把住房消費，服務業的消費，灰色消費放在一起，中國的消費至少是比GDP比重來講低估了10%。
那么反過來我們再看投資，投資正好相反，極大的高，09年我們把各省的GDP加在一起，比全國的GDP高了兩萬多億，12年比全國的GDP高5萬多億，13年比全國的GDP高6萬多億，這個都成為一個影響中國國際形象的一種事。都說你一個國家的政府公布出來的數字互相之間打架，那么這個問題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在統計數字里面注水，很多重復的計算，但是是以什形式表現呢？不會以消費的形式體現，你在北京買東西沒有算到廣東去，他其實是以投資的形勢表現的，一個企業的總部如果在北京他要在廣東、重慶在其他任何地方分公司有投資，至少會多算一點，在當地會算一遍，總部又算一遍，這種重復的計算是以投資的形式做的，那為什么出現這么大的差距呢？地方政府把自己能算的東西能注水的東西都報上來了，統計不是切一刀統計，其實一刀切下去切掉了6萬億所以就形成了這個差距，但是統計如果我這一刀能夠切準，能夠切的徹底干凈，大家就不玩這種游戲了，他一定是還有很多的水分留在里面，留多少沒有人知道，但是你簡單做估計，一刀切下去切的還是比較狠切掉了2/3，至少剩下1/3還有好幾萬億在這兒，另外對于投資的高估就在我們算實際投資的時候價值指數往往是低估，這國際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你把這些加在一起，投資占GDP的比重至少是高估了10%，這兩項一加一減至少是10%，我們初步估計你做了這個調查之后，投資占GDP比重是47%，那么就減到37%了，原來是這樣形勢，但是現在是這樣一個狀態了。
國際上如果你看日本韓國經濟高速起飛的時候投資占GDP的比重就是接近40%，有人可以說這個不是適合的標桿，什么是合適的標桿，美國的投資占GDP17%，是不是美國就是最好的標準呢？所有的經濟學家，仔細去所有的經濟領域去找，找不到一條的理論。
從我們實際上對中國的數字理解上講，所謂的投資過多，消費過少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這個嚴重的錯誤判斷第一不是說我們統計局的數據完全不靠譜，更重要的是說我們的分析人員，我們學者對統計數據背后的依據沒有真是的了解，對于中國的國情、相應的制度沒有了解。
另外一個原因大家對四萬億的刺激政策造成的后遺癥擴大到對所有投資效果的評價。那么這個不是說我們投資越多越好，也不是說投資體系沒有問題，我們想中國投資的問題不是一個數量和比重的問題，是一個質量的問題。我們衡量一個國家它的投資率是不是合理，不能簡單的用一個國際指標單一指標來評價，就像我們說衡量一個人的體重是不是合適，不能簡單的用一個指標來看，要看他是小孩還是大人，是男是女是亞洲人還是西方人諸如此類等等。
這種錯誤的認識我覺得非常嚴重的后果，會誤導我們的政策，在現在的經濟體制下我們并不是說你現在就已經是危機階段需要出刺激政策，中國還沒有到那個階段。但是在現在所謂的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論調或者是判斷之下，正常合理必須的投資也受到質疑，這就使得我們公共的投資的積極性下降，民營企業家的投資的積極性同樣受到影響，因為民營企業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因為做一個長期的規劃，長期經濟增長的信心應該是投資基本的保障，那么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我們經濟持續下滑的形勢很難去扭轉。如果這樣的形勢持續下去，經濟持續的下行那么就真有可能出現經濟的衰退，甚至危機，到時候反過來你可能又需要新一輪的刺激政策，所以對于現在經濟形勢的判斷，這樣一些理念應該是需要去澄清。這些理念同時對我們觀念上也有相當的影響，這個觀念上的看法是什么？我們消費是好事，儲蓄不是好事，現在鼓勵政府借貸消費，另外我們服務業是好，市場也不行，民營企業家在一起如果隨時搞實業的，往往自己有的時候都不太好意思說自己是二等公民，搞房地產、搞金融這是比較牛的。
那么做實業的企業家自己本身處境很難，同時整個社會引導，政策的引導也是對他們不利，另外就是我們現在注重的是刺激消費要抑制投資，這些錯誤的觀念我覺得是非常危險的，危險在于什么呢？人為的刺激消費，比人為的刺激投資更加危險，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都是消費過重引起的。美國有這個產能之后，他是有天然氣的革命的時候很多人去投資最后的話這個價格達到很低，這就是投資過剩的例子，但是這些局部的投資過剩，反而會造成經濟的整個全面危機，所以人為刺激消費比人為刺激投資還更危險。另外一點中國處理工業化轉型這個時期，工業化我們是一個中期階段，很多人就是說我們需要跨過這個階段，因為工業化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跨過這個階段，直接進入后現代國家以這種借貸消費為主的國家，這是非常危險、非常錯誤的觀念，沒有一個大的獨立經濟體能夠跨過這個經濟體直接進入后現代社會。對于后現代的消費抑制可能如果是我們過分的抑制制造業的發展可能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沒法維持。那么如果我們不強調再平衡，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么？再有一個與此相關的錯誤認識是什么？經濟增長很多人從那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它從所謂的一個國家的GDP由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部分組成，那么有的政策研究者把這個寫成一個很形象的詞叫三架馬車，三架馬車的說法甚至被我們放在政府文件里頭，但是其實從經濟怎樣來講是一個錯誤的，其實所謂的國家的一個國家的產出，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部分組成，這只是我們從需求的角度考慮一個國家短期經濟主需求的總量是不是合適的時候，我們適用了一個公式，那么這個公式對于短期宏觀調控，調控經濟來講是一個適用的工具，一個工具的概念，但是對于經濟增長來講你要想在這三架馬車上面去下功夫，這個經濟放緩了的話，這個消費慢了點就刺激下，投資少了點就刺激一下，需求少了就刺激一下，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這種想法就使得我們政策導向上經常會造成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我們用宏觀調控的方式去干預微觀機制，我們習慣于用所謂的調結構的方式去管理經濟，那么調結構其實在市場經濟里頭，如果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有所謂調結構這樣的說法，所有的經濟里面沒有調結構這樣一個概念。
那么我們現在熱衷于政府調結構，其實是計劃經濟思維慣性的表現，直接的結果是什么呢？我們講了說政府邊界就是說經常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去干預微觀經濟達到宏觀經濟平衡的角度，所以三架馬車也好，調結構也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好，再平衡也好，這些概念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上其實都存在著嚴重的偏差，真正的經濟增長你需要看的是什么呢？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增長無非是來自于經濟制度、制度改進帶來資源配置效力的同時，以及生產要素所謂的生產要素就是資本和勞動，生產要素質量的提升。那么就是投資質量再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的提升，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手，而不是在結構上在平衡上，在所謂的三架馬車的角度去思考。那么因為時間關系我這個具體就不講了，總結一下。就是我們所謂的刺激消費抑制投資所謂再平衡，我認為這不僅不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回到正確的軌道上，反而有可能使我們脫離政策上的發展軌跡，中國經濟真正的動力持續穩定健康的增長，要依靠提高投資質量的效益，改革教育體制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創新領域，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