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后留學美國，先后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2012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2018年當選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獲得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中國教育。

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2006-2018），西湖大學校董會主席，國務院參事。

本文為2012年8月16日錢穎一在清華經管學院2012級本科生開學典禮上的致辭

【正文】

每年的開學典禮上我都會講一個主題。今年的主題，想從我暑期美國之行的一個片段講起。我上個星期到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問我當年的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馬斯金當年在哈佛大學任教，2007年因在機制設計方面的開創性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馬斯金帶我參觀了他現在住的房子，那是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教近20年間的住房。在從高等研究院通往著名的“小樹林”的小路上，我們談起了高等研究院的歷史，特別是它的創始人、首任院長佛來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我們一起談起他的那篇有名的文章“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正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佛來克斯納是一位對美國教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1885年他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后，回到自己的家鄉創建了一所實驗中學，實施他的教育理念，非常成功。191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報告《佛來克斯納報告》徹底改變了美國的醫學院教育。他在1930年創建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并在1930～1939年期間擔任首任院長。在他的領導下，高等研究院從一開始就聘請了世界頂級學者，包括愛因斯坦、馮·諾依曼、哥德爾等。

研究院規模很小，到今天也只有28位常駐教授，分屬4所學院：歷史研究學院、數學學院、自然科學學院以及社會科學學院。這些教授的共同特點，就是從事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見的未來都沒有用的研究。但這正是佛來克斯納的遠見，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思考一下，什么是“無用”？什么是“有用”？這與時間期限的長短很有關系。讓我來舉3個例子說明那些短期看上去“無用”的知識，在長期的巨大有用性。

第一個例子是關于理科的，是物理學的例子。這是佛來克斯納文章中開頭講的例子。當年佛來克斯納問柯達先生誰是最有用的發明家時，柯達立即回答是無線電收音機的發明人馬可尼。佛來克斯納反駁說，麥克斯威爾和赫茲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雖然麥克斯威爾在1873年發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學，雖然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毫不關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的研究卻為后來有用的發明打下了基礎，沒有他們的工作就沒有后來馬可尼的發明。

第二個例子是關于文科的，是經濟學的例子。這是馬斯金教授的“機制設計”理論。這個理論的起源是研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問題，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問題，而且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數學模型，看上去沒有什么有用性，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的有用性。但是后來，機制設計理論有著非常廣泛的現實應用，比如它成為研究市場中的拍賣問題的理論基礎。拍賣不僅適用于傳統的藝術品，拍賣也適用于諸如無線頻譜等產權的拍賣，而這是當前移動通訊行業面臨的實際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關于工科的，是計算機工程的例子。這是喬布斯的故事。2005年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他講述自己在大學第一學期后輟學的經歷。他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的課。10年后當他設計第一臺麥金塔（Macintosh）個人電腦時，為發明電腦上的可變字體發揮了作用。喬布斯這樣回憶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明這么漂亮的字體；又由于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這3個例子對我們很有啟發。如果說第一、二個例子是關于科學研究中的“無用”與“有用”的話，那么第三個例子就說明了對于一名大學生來說，在學習中的“無用”與“有用”。當然，我們知道并不是所有無用知識最終都是有用的。但是，這些例子說明了，我們過去對知識的有用性的認識過于狹隘和短視。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我們身處一個功利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短期功利主義的大環境中。無論做研究還是學習，人們總喜歡先問“有用”、“無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見影式的有用。比如在校學生選課前喜歡問這課有什么用？對面試和找工作有用嗎？我在聽取在校生對課程設置意見時，就常常會聽到對找工作沒有用的課的抱怨，或對找工作有用的課為什么不多開一些、開早一些的疑問。

但是有趣的是，當我同已經畢業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談時，他們對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后來變得如此無用，而后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后來實際上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類的課。

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只是在10年之后，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楚和顯然。”“人是不可能向前預測如何把這些點連接起來，只能回首往事時才能把這些點連接起來。所以你必須相信在你的未來，這些點將得以連接。”

這是一個值得記住的人生哲學。

同學們，當你們踏進清華的大門，進入經管的二門，你們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應是名氣的炫耀，也不僅是今后工作的跳板，而應該是探索新知識、包括那些“無用”知識的殿堂。佛來克斯納在《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一文結尾中說：“我們不能對我們自己作出許諾，但是我們珍惜那通暢無阻地探索無用知識終會在未來產生結果的希望，就像過去被證實過的一樣。”

雖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價值判斷，因為知識的價值可以是內在的，毋須體現在它的工具價值上。但是，理解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有用的知識，對我們正確認識知識的有用性有極大意義。

但愿在幾十年后，當同學們回首往事的時候，你們還能記得我在今天的開學典禮中講起的“無用”知識的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