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一夜爆紅,辭職網上賣課,狂賺7000萬,如今反轉了
“婚前該不該在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
這是《奇葩說》中一期的辯題。
差正反雙方“舌戰群儒”,場面“激烈”。
然而,有一個人的觀點讓觀眾們眼前一亮,不禁拍手叫絕。
他說:
“結婚,就像辦家庭企業。男女雙方一起投資,但給出的資源不一樣。他們的時間節點也不一樣,有的早,有的晚。
傳統上,女性生育、照顧家庭,男性的作用大多在30、40歲才起來。
這時候就會出現,一方負責播種施肥,一方負責收割,負責收割的那方容易敲前面的竹杠。
這時,如果問男方給點抵押,萬一婚姻出現了問題,做一點墊底,這沒有錯。”
雖是“直男式”發言,不過這三觀也太正了!
而他也憑借獨特的觀點,極正的三觀,在節目中圈了一大波粉。
就連他本人是誰都不知道的周冬雨,也特地跑來他的講座聽課。
對于他,高曉松不得不豎起大拇指,是個狠角色。
馬東也直言:他就是當代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樣子!
這個人,就是薛兆豐。
1968年,薛兆豐出生于廣州梅州。
他的母親是中學老師,父親是大學中文教授,從小他都接受著優良的教育。
高考時,他因一分之差,無緣重點大學,最終考入深圳大學應用數學系。
其實在小時候,薛兆豐的理想并不是數學,更不是經濟學,而是當一名工程師,因為他喜歡看工作成果落為實物。
不過隨著年齡漸長,他意識到,有能力的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那些無力追求幸福的人,只能被社會淘汰,于是他想當一名精神病醫生,去幫助那些精神上出現問題的人。
為此,在填報高考志愿時,他還選了兩所重點醫科大學。
然而差強人意的分數,讓他只能擱置自己的理想。
上了大學的薛兆豐,見識到經濟制度改革下的深圳,了解到更深層次的制度化背景,于是他的理想再次修正。
“有意義的人生,是要創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則傳播好的思想。”
如何創造且傳播思想,也是薛兆豐苦苦追求的。
1991年,從深圳大學畢業的薛兆豐,繼續深造,赴美西北大學法學院進行研究,并獲取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博士。
1997年,薛兆豐被邀請到《21世紀經濟報道》撰寫專欄。
在專欄中,他常常用犀利的言語,針砭時弊。尤其在“春運一票難求困局”中,提出:“應該把票價提到足夠高,這樣才能消除由于低價導致的短缺現象。”
也正是這一說法,讓薛兆豐瞬間“名聲鵲起”,廣受爭議。
張五常曾評價薛兆豐,稱:“兆豐的文章,在國內有很大的爭議性,他把問題看得分明,并堅持己見,死不悔改。不過這也反映出一個事實:兆豐是個有思想的人。”
固執己見、涇渭分明、樂與他人“較長短”,這正是薛兆豐的真實寫照。
2010年,薛兆豐受邀來到北大教書。
可以說,在北大任職的這段日子,是薛兆豐最為豐富有趣的人生經歷,同時也是他實現理想至關重要的時刻。
凡是聽過薛兆豐講過課的學生,無不這樣說:“他讓諱莫如深的經濟學變得簡單起來,聽他的課,要比看那些課本有趣的多。”
深入淺出,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經濟學理念,是薛兆豐授課的特點。
不過這樣的方式也會有弊端,過于直白簡單,或許對原有的思想理解就略施偏頗了。
也正因為如此,同是北大教授的汪丁丁,直接“開撕”,認為薛兆豐的經濟學,不成系統。
直至2017年,二人的矛盾達到頂峰。
當時,薛兆豐受邀在到開設經濟學課,生動有趣的課程深受大眾喜歡,用戶訂閱量直接突破20萬,課程收入超過6000萬。
當知識與付費掛鉤后,就會涌現不少“正義派”現身抵制,汪丁丁就是其中一個。
他在朋友圈公開批評薛兆豐,“試圖用日常口吻概括經濟理論,錯誤頻出,他的那些文字就像是沒有畢業的經濟系學生寫的。”
不僅如此,他還寫了一篇文,稱:“付費購買的永遠是三流知識,而一流知識永遠是免費的。”
這話中之意,不難看出。
而這也將問題指向另一層面:
“經濟學普及的對象是誰?我們普通人有沒有必要學經濟學?而經濟學家有沒有必要向大眾普及知識?”
針對這一問題,薛兆豐給出的答案很簡單:經濟學并非只是“象牙塔”里的學科,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學習。
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將這一枯燥難懂的學科,盡可能用簡單有趣的方式呈現給大眾,被大眾接受。
然而,理想總是那么美好,可是殘酷的現實卻常常“橫插一腳”,令人心生厭惡。
隨著薛兆豐線上APP課程日益火爆,所謂“行業專家”的抵制聲音越來越多。
由于最初課程名為《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因此像汪丁丁這樣的同為北大的老師站出來口誅筆伐,認為他的課錯誤太多,丟了北大的臉。
更甚至,有人爆料,薛兆豐并非北大“體制內”教師,而是外聘來的,就像勞務外包的“合同工”。
此時的薛兆豐已經意識到,和學術知識分子無休止的辯論,似乎并沒有太多意義,如此下去,只會背離初心。
既然理想與現實難以磨合,那他只能選擇放棄現有的令人羨慕的耀眼光環。
2018年,薛兆豐辭去北大職務,以“個體戶”名義開始真正的“傳道授業解惑”。
他將課程名字里的“北大”去掉,同時不斷升級課程內容,用一個個生動現實的例子,傳遞著經濟學思維,又用經濟學思維,直擊人生痛處。
沒有束縛的薛兆豐,像是“開了掛”,他的課程也空前火爆。截止到目前,線上用戶訂閱量早已超過30萬,課程收入也高達7000多萬。
然而,薛兆豐覺得,線上授課還是有門檻,像是懸在高空,不夠“接地氣”。
于是,在2018年6月,他將新書《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的發布會定在了人煙熙攘的菜市場。
試想,一個大學教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呦呵叫賣的聲音里,進行經濟學講義發售,這場面該多么神奇。
也正是這個無比“接地氣”的發布方式,讓不少人對這個戴著墨鏡、西裝革履的大學教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原來“只能望其背”的知識分子,也可以這么平易近人,原來那些只能在“象牙塔”里聽到的課,他們普通人也能聽到。
如今的薛兆豐,被人戲稱“網紅經濟學家”。
這兩個詞組組在一起,多少有點奇怪。
對于這個稱呼,薛兆豐哭笑不得:“我越是拒絕,卻越是紅了。”
而“網紅”這個詞,主要是因為近幾年,他經常出現在不少綜藝節目里,見的多了,知道的就多了。
不過對于薛兆豐來說,這并非是壞事,在鏡頭前,他可以將經濟學帶給更多人,用經濟學思維展現奧妙的人生哲學。
尤其在《奇葩說》中,薛兆豐將他的經濟學、將他對生活的態度、人性的透徹認知展現得淋漓盡致,讓人不得不愛上這個理性睿智、滿腹經綸的學者。
在辯題“婚前該不該在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中,他用經濟學思維霸氣回應,女方應該加在房本中。
雖是直言不諱,卻一語道破婚姻危機的根源,也彰顯出他在家庭里一絲不茍的責任感。
浪漫的愛情童話只是童話,柴米油鹽才是現實生活,婚姻里,只有同等的尊重,才是給予彼此最好的禮物。
對于真愛問題,薛兆豐再次用經濟學揭露扎心的真相。
世界上沒有誰是彼此的唯一,如果是的話,他們一輩子都不會見面。
“世界上有70億人口,把它想象為大缸里的70億只綠豆,有兩顆紅豆是彼此的唯一,把它們放進去攪拌攪拌,在短暫的一生中,它們不會碰上。”
還有一期辯題:“如果你知道一個人的死亡時間,你會告訴他嗎?”
薛兆豐認為,必須告訴。他用經濟學向大家展示人生中職業的分類,一類前期收入高、后期低,一類前期低、后期高,還有一類,一生都很平均。
所以,一個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時間,那么他就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人生。
這樣他的人生也不會有太多遺憾。
看到這,終于明白他所說的那句話:“經濟學不一定能改變世界,但一定能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他畢生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個中國人都能體驗經濟學帶來的樂趣,希望經濟學能夠影響更多人。
如今的薛兆豐,依然西裝革履,不茍言笑,在鏡頭前,用自己的方式讓大眾了解經濟學。
他的學生從一百人到一萬人,再到數十萬人,無關學歷高低,無關受教育程度。
只要你想,你都可以了解經濟學的魅力。
我想,這才是一個老師,一個行業“大家”,真正該有的樣子。